马克思于19世纪50—60年代曾给予中国问题以特别关注，写下了十数篇关于中国的论文和时评。[2]我以为，这些评论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解释框架中享有独特地位，是我们研究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应当关注的、具有极大代表性的典型个案。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出发深入考察近现代[3]中国所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把它置放到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总体性背景中，探索和揭示作为民族历史的中国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历史轨迹和变革逻辑，不仅有助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深化，而且也是我们深入考察近现代中国历史性变革的一个独特而有益的视角。
1.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考察近现代中国变革之谜的解释框架
发生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始终包含着剧烈冲突的历史过程和双重画面：一方面是西方世界踏遍全球掳掠财富的凯歌行进，一方面是非西方民族血雨腥风惨遭**的悲剧历程。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非西方、特别是东方民族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所包含的历史与伦理的二律背反和严重冲突，有着深刻的、多方面的透视、分析和揭示。马克思一方面对东方社会各民族的生存状态和悲惨命运寄予巨大同情，一方面又阐明了西方世界的殖民扩张对开辟世界历史在客观上所具有的基本意义。
近代中国的变革发生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历史与伦理之悲剧性冲突的时代背景中。鸦片战争标志着作为民族历史的中国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但这一转变并不是满清政府顺应世界潮流的自觉选择，而是西方列强的政治威逼和坚船利炮把中国强行纳入世界历史进程的结果。鸦片战争之所以失败，就在于满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孤立于现代工业文明和世界市场的潮流之外，从而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落伍、积弱和被动挨打。[4]作为民族历史的中国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深刻变革过程，解构了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发生了历史与伦理的悲剧性的惨烈冲突，促成了“东方秩序的危机。”[5]“东方秩序的危机”发生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变革浪潮和血雨腥风中。它根源于东、西方之间一为传统农耕文明、一为现代工业文明的巨大历史差距，根源于西方世界的商品输出、资本逻辑和军事扩张所发生的两者间势力均衡的打破，根源于东方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和价值观的严重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