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还有恩格斯）之所以高度关注和特别重视东方社会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我们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体系的总体构架及写作计划的安排中，至少可窥见一斑。因此让我们追寻着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关于货币资本研究的思考和写作的路线图，梳理一下东方世界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体系和结构的安排上所具有的地位。
资本追求普遍性的内在本性，必然推动着它从国内走向世界，把整个地球作为它获取财富和剩余价值的巨大战场。而由此产生出来的殖民扩张的世界历史性后果，在马克思关于资本论的写作计划中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从逻辑上规划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路径和写作计划，是按照资本的生成和发展、越出国界的殖民主义的世界性扩张、危机和消亡的基本逻辑脉胳来考虑、安排和构架的。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中，马克思曾写道：“显然，应当这样来分篇：（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人的）。（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国外移民。（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1]马克思在这里虽然是在谈论他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写作计划和篇章布局，但这里的“篇章布局”却向我们描述和阐明了资本扩张史即世界历史的基本的演化逻辑和发展形态。马克思下面的论点对我们理解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逻辑是有意义的：“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2]从资本的内在本性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殖民地、移民国外、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与交换以及世界市场等，所表达的都是资本与世界历史的内在逻辑关系：资本是世界历史的内在生命和发展原则。而作为处在殖民主义世界体系中两个东方大国的中国和印度，在马克思资本论即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中的基本地位，就历史地和逻辑地推论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