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西方哲学思想与文化进行比较的著作和文字举不胜举。其中韦伯的《儒教与道教》与李泽厚的《论语今读》，虽然并不是专门就“两个世界与一个人生”进行比较研究的专著，但它们却依然是表达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之差异的两部很有代表性的著作。[1]
1.《儒教与道教》：适应此世与支配此世的两种文明形态
韦伯的《儒教与道教》关于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差异及其后果的考察和分析，是文化比较研究中的一部经典篇章。
中国为什么没有两个世界？为什么只有此世、此岸的人生？
韦伯把适应此世与支配此世视为中、西文化的重大区别，并深入探析了造成这一重大差别的基本原因。在“儒教的生活取向”一章中，韦伯通过现世与超世的张力结构这一解释框架，把中国的官僚政治放在与僧侣统治对比的参照系和远超西方的广阔背景中加以考察，作出了一系列有重要思考价值的论断：“中国的家产官僚政治，既不曾受到一个独立自主的僧侣统治（Hierokraie）的竞争，也从未受到一个不断被削弱的封建主义势力、或一个从未得到发展的市民阶层势力的侵扰。像中东、伊朗或印度那种在社会上有势力的先知（Prophetie），在中国是闻所未闻的。这里从来没有一个以超世的神的名义提出伦理‘要求’的先知。中国的宗教始终如一的不间断性排除了先知的存在。最高祭祀长——政教合一的统治者——所要认真对付的是封建贵族，而非先知。任何让人想到是先知发起的运动，政教合一的政权就会把它视为异端邪教而用暴力有计划地加以扑灭。中国人的‘灵魂’从未受到过先知的革命洗礼。也没有私人的‘祈祷’。受过礼仪及文献教育的官员，尤其是皇帝，照料着一切，而且也只有他们能够如此。”[2]韦伯在这里把儒教与其他宗教进行对比研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能够以超世的神的名义提出超越要求的有势力的先知，即便有先知发起运动的苗头，也必然会迅速沦陷在政教合一政权的政治暴力中。中国对超越——彼岸世界的轻视和高度警惕，根源于对当下——此岸人生的高度重视和深切关注。这样的文化—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必然反映在中国政治的决断和行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