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方哲学—文化传统中存在着理念与现实之两个世界的内在紧张（张力）相比，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哲学—文化的精神和传统，则表现为面向今世、珍惜现世生活的一个人生（世界）。
1.关注此世事物的入世的本质与对形而上学的极度的冷漠
韦伯基于西方哲学—文化传统中理念世界与现存世界的内在紧张这一特定的理解框架和分析范式，来考察中国哲学—文化传统所具有的一个人生世界的基本特征。从这一特定的比较分析出发，韦伯考察、阐发了中国儒教的实用理性的性格：不管它是巫术性的还是祭典性的，就其意义而言是面向今世的，这一特点较诸其他宗教都要远为强烈和更具原则性。正统的儒教中国人（而不是佛教徒），是为了他在此岸的命运——为了长寿、子嗣与财富，以及在很小的程度上为了祖先的幸福——而祭祀，全然不是为了他在“彼岸”的命运。[1]在韦伯看来，儒家这种对此岸命运的强烈渴望的生活取向，导致了多种多样的后果，其中有几点在这里需要特别提及的是：（1）家产官僚政治。它既不曾受到一个独立自主的僧侣统治的竞争，也从未受到一个不断被削弱的封建主义势力或一个从未得到发展的市民阶层的侵扰。像世间所有的家产制组织一样，中国也信奉“弥赛亚主义”，希望出现一位此岸的救世主皇帝；（2）自然法与形式的法之逻辑的缺乏。而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个人自由的任何领域都未得到自然法认可。个人自由和私有财产仅仅具有相对性的保障，而没有享受到如同克伦威尔对平等论者所发表的意见里的那种神圣的威名，家产制的理想是物质的公平，而非形式的法律，而近代西方那种自然法个人主义的社会伦理，恰恰是由于形式法与物质公平之间的紧张对峙而产生的。不仅形式的法学未能发展，而且它从未试图建立一套系统的、实在的、彻底理性化的法律。不仅哲学的和神学的“逻辑学”，而且法学的“逻辑学”都无从得到发展；（3）自然科学思维的欠缺。由于实践理性主义生活态度的支配，系统化的、自然主义的思维得不到发展。中国的技艺虽然技巧精湛、高雅精美，但都缺少任何导致理性主义的功名心的原动力。[2]所以官僚阶层摆脱了所有的竞争，没有理性的科学，没有理性的技艺训练，没有理性的神学、法学、医学、自然科学和技术；（4）关注此世事物的入世的本质，导致了对形而上学的极度的冷漠和摆脱；（5）“君子不器”的价值取向和排斥专家的思维方式；（6）和平主义性质。[3]韦伯从儒教中国缺少此岸与彼岸之两个世界的内在紧张这一特性出发，历史地和逻辑地推论出一系列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特征，诸如缺乏自然法与形式法所导致的个人自由和私有财产的相对性质，缺乏形式法与物质公平之间的紧张对峙，系统化的、自然主义的思维得不到发展，特别是关注此世的入世的本质与对形而上学的极度冷漠，等等，都在比较参照中对中、西方哲学—文化的不同和差异作了入木三分的精深研究。尽管我们可以举出更多的理由对韦伯的上述观点保持足够怀疑和批评态度，但他在这里所涉及的西方之两个世界、中国之一个人生的比较分析，仍然为我们比较中西方两种哲学—文化特性的差异提供了某种深刻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