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以理性、自由审察历史的信念是深刻的、坚定不移的。
黑格尔考察世界历史的基本前提是精神必须自由，认为这是一个民族能否参与世界历史进程的根本前提；黑格尔考察哲学史的基本原则是思想必须自由，认为这是哲学和哲学史所由以产生的根本条件。黑格尔由此无情地把许多拥有伟大文明传统的民族排除在世界史和哲学史之外，无疑有其欧洲中心主义和日尔曼民族优越感的巨大偏见，但他以建立在理性根基之上的自由来考察世界，却实在是抓住了时代精神的根本要点，道出了世界历史时代的最高要求。
我以理性与自由为题对历史哲学的精神进行考察，无疑受到了黑格尔历史理念的启迪，而马克思以所向披靡的战斗**和无与伦比的理性智慧对无产阶级的阶级自由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的伟大理想的无所畏惧的热烈追求，更给了我探索理性与自由这一艰难课题的信念和力量。同时，苏联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清洗和中国20世纪60—70年代的“**”等政治悲剧，也成为我从理性、自由与普遍法治的角度反思历史的基本动因。
幸运的是，导师郭湛先生一方面以宽广的胸襟给了我探索这一课题的极大的自由空间，一方面又始终不断地给了我深切的意味深长的谆谆教诲，这样就引导并且保证了我对这一课题的探索能够行走在正确的思想道路上。
正是由于导师郭湛先生的辛勤培育，我才能够在攻读硕士、博士期间不断避免了年轻一代在学术思想上容易发生的幼稚、过激和偏执，我才能够在这并不短暂的六年的人生岁月中健康成长，使我对理性原则、自由理念的探索和追求更合乎时代精神的要求。
郭湛先生的人格魅力和治学态度有口皆碑。我从郭先生那里所获得的人生、学术和思想的教益用语言是难以形容的。他对我硕士、博士论文的选题、立论、写作、审阅和指正的情形，同样令我终生难以忘怀。他不仅对我论文的整体结构和基本观念仔细审察推敲，而且对论文的每一段、每一句、每一个字以至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无一遗漏地修正其不当和错误。每当我从他那里取回经过他认真修改、加工、润色后的论文清样时，总不由得为他那种一丝不苟极其严谨的治学精神大为感动，同时也每每为自己的疏忽大意而深感惭愧。我从郭先生那里获得的体会是：自由原来就存在于理性规范和自我批判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