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如大多数人一样——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有抱负、极其勤奋、自信到了自负，同时又对苦难中的人充满同情（不仅对工人，而且对像生活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这类边缘化的人群），狂热的爱人和慈祥的父亲。他是古希腊罗马文化和英国、法国、德国及西班牙文学的专家，而且他在晚年还学习了俄语，以便更好地研究这个大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在马克思看来，俄国是欧洲自由发展的沉重负担。他的著作由于总是以原始语言形式出现的——但丁、莎士比亚、尤维纳利斯、西塞罗、歌德和席勒等人的——大量名句而光彩熠熠。马克思非常看重自己对工人运动的影响，同时他也非常看重是否作为学者得到认可。1867年4月24日他——不无骄傲地——从汉诺威写信给友人恩格斯：“我们两个人在德国，尤其是在‘有教养的’官场中的地位，跟我们所想象的完全不同。……我们对于这些官员的影响比对庸人的影响要大些。”[1]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通信中有点倨傲地（以一种学生语言）把无产者称作“庸人”。
在其他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工会会员中马克思找不到能同他匹敌的对话伙伴，即使友人恩格斯，他也觉得由于自己在哲学和国民经济学方面的根本造诣而胜出一筹。有时，他的友人和无私的资助者也能觉察到这一点。恩格斯在退出欧门－恩格斯公司后支付给马克思一笔可观的津贴，这使得马克思能够全身心地投入科学研究中去。马克思接受了这笔友好的救济，认为这是完全应得的。在恩格斯的终身伴侣逝世之际，马克思只表示了有限的同情。他那寥寥几句的慰问信甚至使极其忠诚的友人都感到——暂时地——不快。
燕妮·马克思（婚前称冯·威斯特华伦男爵小姐）一直是马克思的最爱。1856年6月，当他的妻子和三个女儿在特里尔拜访她那病重的母亲时，他给妻子写了一封有趣而又充满**的情书，这里值得作一下详细的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