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时代已经是“机器和大工业”的时代，技术无疑成为一种触目的“现代性现象”，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也必然存在着大量的对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因素的论述。即便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发展出一套系统的技术批判理论，但他始终以各种方式活跃在技术批判理论之中，他对生产—技术的追问，为其后的技术批判理论家们留下了丰厚的思想资源。
一、生产—技术：关乎人类本质的活动
生产—技术在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中处于何种地位？这源于生产—技术在人类活动中的定位，这与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紧密关联。理解生产—技术的本质，必须将其安置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背景下。我们发现，生产—技术是作为实践活动的一种样态。在实践哲学传统的流变过程中，生产—技术的本质含义也发生着变迁。大致上，人们对实践概念的理解经历过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行为范式、培根的技术—功利范式与马克思的生产—艺术范式。[73]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行为范式奠定了生产—技术在西方思想传统中的地位。有鉴于科学（episteme）、努斯（nous）和理论智慧（sophia）同属理论活动（theoria），因此从总体上看，亚里士多德是将人类活动分为理论或思辨、实践和创制三种基本方式，而其德性则分别是理论智慧、实践智慧和技艺。理论的对象是“由于必然性而存在的”，即“永恒的”；而实践智慧和技艺的对象则都是“可变化的事物”。理论活动的目的是获得关于永恒事物的绝对确定的知识，“是对于普遍的、必然的事物的一种解答”；而实践智慧则是一种不那么确定的知识，“不是只同普遍的东西相关”，“也要考虑具体的事实”，“尤其是需要后一种知识”，甚至亚里士多德还提出“不知晓普遍的人有时比知晓的人在实践上做得更好”。因此说，实践智慧是“一种同善恶相关的、合乎逻各斯的、求真的实践品质”[74]。亚里士多德还特意强调，实践并不是技艺，技艺也不是实践。实践是一种自身构成目的的活动，而技艺的目的则在活动之外。以此来论，理论与实践是同一类活动，而技艺则属于另外一类活动。理论与实践的目的在于自身之内，因而是一种自由的活动，而技艺的目的在于活动之外，所以不是自由的活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生产—技术对于人类生存是必要的，因为技术或者“丰富了生活必需品”，或者“增加了人类的娱乐”[75]。由于技艺活动相对于实践和理论活动的残缺性和不自由性，所以它明显地低于前两种活动，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将技艺定位于低于理论和实践但高于经验的知识和智慧。[76]与之相应，城邦里的工匠的地位明显低于从事政治活动和理论活动的自由人。当然，这种观念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根源，在古希腊生产劳动大都由奴隶承担，财富并没有内在的价值，它们只带来“私人享受”而已。当时人们也贱视劳动，视劳动与自由人的身份不相合。其实，这种观念早在柏拉图那里就开始了。例如，他把床区别为“自然之床”——理念或是相、“木工的产品”和“画家的产品”，分别由神、木匠和画家来“掌管”[77]。在亚里士多德伦理—行为范式中，生产—技术是低于实践的，是人类被迫从事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