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性研究的关键在于特定视角的选取。只有建立起比较对象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比较研究才真正成为可能，这需要发现二者共同的问题域。在很多人看来，马克思强调经济活动对人类历史的决定作用，韦伯却坚持资本主义的起源离不开某种精神因素的制约。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出现，两人的思想差异被人为地标示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似乎二者思想的比较很难建立起一种内在的关联性，在此基础上的“探讨”不过是一个个观点的罗列而已。这种比较无疑是外在的，因而是缺乏深刻性的。
马克思与韦伯思想比较研究的前提，便是选取两者共同的问题域，这一视域根植于对时代问题的把握。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家的工作往往包含着对其所处时代的深刻理解，以及对这个时代问题的“诊断”。韦伯在论述所处的时代时强调：“我们每个人今天在精神上所体会到的世界，已是一个深深受到尼采与马克思影响的世界。”[1]我们对“现代”的理解，深深受到马克思与韦伯的影响。对于资本主义时代，也就是广义的现代，马克思与韦伯的“时代诊断”具有重大意义，构成现代社会理论的基础，成为其后任何思想家理解现代社会的理论前提。为此，现代性批判的问题域使马克思与韦伯思想的比较研究成为可能。
现代性批判的问题域是由马克思开启的。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使用过“现代性”一词，但他基于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深入考察，“对现代性理论关注的基本问题提供了独特的、实质性的理解”，其中“无不蕴含着对现代性的间接的诊断”[2]。贝斯特和科尔纳就认为，马克思是“第一位使现代与前现代形成概念并在现代性方面形成全面理论观点的主要的社会理论家”[3]。列宁针对《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关于“现代社会”的提法，提出了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既然马克思以前的所有经济学家都谈论一般社会，为什么马克思却说‘现代’社会呢？他在什么意义上使用‘现代’一词，按什么标志来特别划出这个现代社会呢？”[4]笔者认为，正是在马克思这里，确立起现代性批判的两个基础性意向：一个是存在论基础与意识形态批判，一个是“在自然规定上”和“在社会规定上”的双重“物化”。韦伯以文化论与制度论来考察现代性，同样涉及现代性问题的物质层面和观念层面，合理化构成其分析现代性问题的主要维度，并对后来的技术批判理论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因此，韦伯的合理化理论可以纳入马克思开创的现代性批判的问题域，在某种意义上是对马克思问题的回应。通过对现代性批判问题域的厘定，我们发现了马克思与韦伯思想比较研究的可能性空间，这构成马克思与韦伯思想比较研究的理论基础，也是全书的思想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