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韦伯的时代相隔近半个世纪，但他们的生平却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如果以韦伯晚年具有总结意义的《学术与政治》来反观，两人的人生经历无非是以学术和政治作为毕生的“志业”。马克思作为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却接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并一度试图谋求大学教职；韦伯是一位大学教授，却不是一个局限于书斋的学院派，声称“我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学者”，“科学研究对于我首先是一种业余消遣”[5]。马克思以“改变世界”而不是“解释世界”来自期自许；韦伯“属于最后一代的‘政治教授’”，“在对学术做出超然的贡献之余”，“同时还是政治上的领导人物”[6]。两人都是学者，一生之中的主要工作都围绕著述展开，艰苦的研究工作却都严重地损害了他们的健康。虽然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和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他们生前就已经产生重大的社会反响，但其主要著作却是在身后才得以面世[7]，并产生世界性的影响。[8]两人都是政治家，虽然都对现实的政治运动满怀热情，但实际从政的经历却很有限。马克思曾积极投身1848年革命，并一度中断学术研究来领导“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韦伯曾作为德国代表团顾问，参加过“凡尔赛和谈”，还担任过魏玛宪法起草委员会的顾问。遗憾的是，这些时期在两个人的一生之中都很短暂，他们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更多的是扮演“思想导师”或是“精神领袖”的角色，最终他们还是选择回到书斋反思时代的精神。为什么马克思与韦伯具有如此相似的人生轨迹呢？马克思在中学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给出了答案：
如果我们生活的条件容许我们选择任何一种职业，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一种使我们最有尊严的职业；选择一种建立在我们深信其正确的思想上的职业；选择一种能给我们提供广阔场所来为人类进行活动、接近共同目标（对于这个目标来说，一切职业只不过是手段）即完美境地的职业。[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