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澄清了“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基本事实：
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2]
恩格斯这里指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这一原理是适用于任何时代的一般性原则，而不是对于现代性的特殊说明，揭示的是现代性存在论基础之前提。这种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定，“是一部抽象出来的社会历史本质的逻辑”，“不是可以直接在生活中指认的东西”。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经济力量颠倒地决定人与社会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情境的指认”[3]。通过对现代性“资本”原则的揭示，马克思为我们完整地呈现出现代社会生活的面貌，从抽象的人类学之一般规定上升到对现时代的具体说明，“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4]。总体而言，马克思对现代性存在论基础的揭示，可从人类历史之一般与资本逻辑批判两个层面来理解：前者指出一般意义上的生产劳动构成了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是适用于任何时代的一般性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后者则展开了对资本逻辑的揭示，是对现代性加以特殊说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一、对现代性存在论基础之前提的揭示
恩格斯将历史唯物主义誉为马克思一生之中的两大理论“发现”之一，他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核心命题作出了堪称经典的概括：“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5]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过程是一场深刻的哲学变革。马克思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6]。海德格尔就认为马克思“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马克思“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