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到，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本质重要地要求深入于市民社会的现实生活领域，从而也要求在理论上批判地深入于政治经济学这门市民社会的科学。在这里，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联盟”稳固地出现了，并且表现为一种绝对的必要性。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进入到这一“联盟”中去。离开了这一联盟，就像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不可思议的一样，其哲学本体论的革命性变革也是不可思议的。《巴黎手稿》内在地包含着这一“联盟”，它体现为一个双重过程：由政治经济学批判而达于哲学批判；由哲学批判而达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因而这一双重过程可以概括为“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这一双重批判为马克思的本体论革命做好了最为切近的准备，以至于我们得以在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见到“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
作为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逻辑后承，《巴黎手稿》首先特别地把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一个哲学任务提示出来。如果说政治经济学（即国民经济学）是对市民社会的经验现实——“私有财产”——在理论上的肯定，那么，对于市民社会的解剖就离不开这门科学。但是，国民经济学对于市民社会本身是完全非批判的，因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既意味着对其经验现实即私有财产的批判，又意味着对其理论表达——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在这里，如果把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仅仅理解为作为知性科学（或经验实证科学）的政治经济学，那将是完全不恰当的，几乎必错无疑。它正应当被理解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的副标题）。
一、国民经济学的二律背反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序言中写道，“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48]。而这一批判性研究首先观察到的是：国民经济学的原理实际上由于“自身支离破碎的原则”[49]而陷入了内在的矛盾状态。这种内在矛盾的状况由国民经济学的一系列“二律背反”而得到明显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