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面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当马克思在哲学本体论上转向费尔巴哈之后，他首先开展出一种哲学批判——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正是这一批判在哲学上把本质性导回到市民社会，从而要求深入到国民经济学中去。而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性分析在直接成为共产主义理论表述的同时，又富有成果地返回到哲学领域（首先是本体论领域），从而重新开启了新一轮的哲学—形而上学批判——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尽管这一哲学批判依然沿用了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口号，但整个内容已经在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中大大地丰富了。不仅如此，这一批判本身实际上已在本体论上达到了“对象性活动”的原理，从而意味着对费尔巴哈哲学本体论的超越——尽管马克思在当时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
《巴黎手稿》在哲学本体论上的重要性，集中体现在“对象性—活动”这一初步的原理中。这一原理不仅是对费尔巴哈感性对象性原则的确认，而且是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唯心主义“活动”原则的新批判。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已经完成了对黑格尔哲学的总批判，并经由这一批判而发现了哲学—形而上学的异化本质。但《手稿》却开始意识到，似乎这一批判还没有最终完成，似乎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再度成为必要的了。这一点本身就是意味深长的。正是在对黑格尔哲学和一般哲学的新一轮批判中，马克思开始获得了新的本体论出发点，而这一出发点已经与费尔巴哈相当不同了。马克思哲学之主导的本体论原理是在《手稿》中初露端倪的。
一、“纯粹活动”与“对象性活动”
对黑格尔进行批判的本体论起点，一般说来仍是由费尔巴哈所奠定的。马克思称费尔巴哈的一大功绩是：他把“立足于自身之上并且实证地以自身为基础的肯定”（感性存在的对象），同“自称是绝对的肯定的那个否定之否定”（思辨思维的实体、上帝）对立起来。和这个立场相一致，马克思说，绝对精神的秘密，就是“那个知道自己是绝对自我意识的主体”——神，它就是神秘的主体—客体，也就是绝对者。由于“绝对”的意思就是“无对”，就是非对象性的存在，所以，整个理念无非就是思辨的抽象；全部逻辑学无非表明，抽象思维本身是无，绝对理念本身是无，只有自然界才是某物。很明显，在这种一般性上，马克思的本体论立场与费尔巴哈相一致，而与黑格尔相对立。不过，马克思并没有在这样的一般性上停顿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