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巴哈的哲学—形而上学批判虽然未竟全功，但却是意义深远的。因为他首次发动了指向一般哲学—形而上学的批判。这一批判的目标，不是这种或那种哲学，不是此一形而上学或彼一形而上学，而是整个柏拉图主义传统，是它所建立起来并立足其中的“超感性世界”。当黑格尔以其宏伟壮阔的体系完成了近代哲学，当这一体系似乎一劳永逸地建立在牢不可破的坚实基础之上时，费尔巴哈却开始对这个大厦的基础本身发动了猛烈的攻击。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这一攻击固然首先是否定性的和批判性的，但这种否定性的批判——无论是对宗教的批判还是对一般哲学的批判——势必有其立足其上的哲学基地，而这一基地就是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本体论。自《德法年鉴》时期以来，马克思受到这种人本唯物主义本体论的重大影响，并因而直接关系到马克思日后所发动的以本体论革命为核心的哲学革命。
一、感性—对象性与“超感性世界”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概括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之一是：他“把基于自身并且积极地以自身为根据的肯定的东西同自称是绝对肯定的东西的那个否定的否定对立起来”[55]。就哲学本体论而言，所谓“基于自身并且积极地以自身为根据的肯定的东西”，就是费尔巴哈哲学所主张的“真正的、实在的感性”。而与“感性”相对立的，即“自称是绝对肯定的东西的那个否定的否定”，就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这就是说，费尔巴哈在本体论上把“感性”与“绝对精神”对立起来。
在费尔巴哈的整个哲学思考中，感性原则的确立和提出，意味着他在本体论上把真理性和现实性指派给感性的实在或实在的感性（而不是理念、观念或范畴）。费尔巴哈试图以这个崭新的感性原则，来与黑格尔哲学所代表的近代哲学、一般哲学—形而上学、乃至于整个柏拉图主义传统相抗衡。确实，就其出发点而言，费尔巴哈的这一本体论立场已然不是与某种哲学的后果发生片面的矛盾，而是与一般哲学—形而上学的前提形成全面的矛盾。按照海德格尔的释义，所谓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即柏拉图主义；所谓形而上学或柏拉图主义，可以被概括为两个根本要点，即：（1）把感性世界和超感性世界严格地区分开来，并对立起来；（2）把本质性或真理性仅仅归诸超感性世界，而无关乎感性世界。因此，在哲学—形而上学中，感性事物的实在性唯在于“分有”超感性世界的真理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费尔巴哈说，黑格尔的《逻辑学》本质上“就是一般哲学的开端”。然而，如前所述，在费尔巴哈的本体论视域中，“存在”（逻辑学所理解的一般存在）的真正对立面并不是“无有”，而是“感性的具体的存在”。[56]在这里，按照感性存在的本体论定向，费尔巴哈所要实行的乃是一场彻底的“颠倒”或“翻转”：本质性或真理性的领域不在超感性世界，恰恰相反，它在“感性的具体的存在”中。费尔巴哈力图要超出哲学—形而上学的范围，力图要以“感性”的原则来构成整个哲学世界——“超感性世界”——的真正的对方，亦即要以“感性的具体的存在”（“经验的、现实的存在”）来作为“逻辑学所理解的一般存在”（“纯粹的存在”）的真正的对立面。而这种企图从根本上超出一般哲学－形而上学的本质并与之形成决定性对立的出发点，被费尔巴哈概括在这样一个命题中：“感性存在否定逻辑上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