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创新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获取理论资源；二是发现理论困难。这两个前提是相辅相成的：只有获取相应的理论资源，才有可能发现相应的理论困难；只有发现相应的理论困难，才能活化相应的理论资源。正是在获取理论资源和发现理论困难的双重互动中，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理论创新。
哲学创新的艰难，首先在于哲学必须以理论方式把握到自己时代的人类性问题。人类生活的每个时代，都充满着错综复杂的矛盾。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的矛盾，个人之间、群体之间、阶层之间、阶级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由这些矛盾所构成的社会制度问题、政治理想问题、伦理道德问题、价值观念问题、社会心理问题和社会思潮问题，使得哲学总是在神圣与世俗之间、理性与非理性之间、标准与选择之间、必然与自由之间、理想与现实之间、历史的“大尺度”与“小尺度”之间徘徊。这种关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哲学思考，既不能凭借某个人的“体验”和“思辨”来回答，也不能依靠“数据的堆砌”和“实例的总和”来论证，而只有运用恩格斯所说的“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也就是以积淀着整个人类文明史的“思想性的历史”，才能在哲学的层面上达到对时代性的人类问题的深层的理解、全面的把握和批判性的反思，从而使哲学真正成为“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离开以“思想性的历史”为“阶梯”和“支撑点”的“哲学创新”，既经受不住“思想性的历史”的追问，也经受不住时代性的人类问题的诘难。
哲学创新的艰难，又在于哲学对时代问题的理解和把握，并不仅仅取决于理论与经验之间的“外部困难”，而且取决于各种理论之间的“内部困难”。恩格斯说：“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1]这些各不相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意图”和“目的”，总是经由哲学家的思维着的头脑而构成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的各种不同的哲学，并从而成为人们观察和把握现实的相互冲突的理论。离开对相互冲突的理论的深入研究和批判反思，就会只把某种“历史性的思想”作为观察所负载的理论，从而失去理论创新的批判力。例如，当代哲学在讨论特别关切的“正义”问题时，不仅不能回避罗尔斯、诺齐克和哈耶克这些哲学家的论著，不仅不能绕开新自由主义、新左派和新保守主义这些哲学思潮，而且不能不面对这些哲学论著和哲学思潮中的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霍布斯、洛克再到康德、黑格尔的“幽灵”。一个中国学者探讨这个问题时，不仅不能回避这些西方的“幽灵”，更无法回避从孔孟、老庄到朱熹、王阳明再到康有为、梁启超的“幽灵”。美国学者宾克莱在《理想的冲突》一书中提出，“一个人在对他能够委身的价值进行探索时，要遇到许多竞相争取他信从的理想，他若要使这种探索得到满足，就必须对各种理想有所了解”。离开这些理论资源，离开对这些理论资源的批判性反思，就不能深刻地提出问题和探索问题，当然也就谈不到哲学创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