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当代科学
说起哲学史，人们经常惋惜费尔巴哈。费尔巴哈纵然比那些占据大学哲学教席的人高明百倍，却依然不得不在乡间僻壤过着农民式的孤陋寡闻的生活。这使费尔巴哈虽然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度过了自己一生的大部分时光，却对自然科学的理论进展一无所知。马克思和恩格斯则完全不同，他们密切注视着19世纪以来的诸多科学发现，马克思有着雄厚的数学知识基础，恩格斯对自然科学的发展极感兴趣。从科学史的角度来看，他们的自然观念几乎是同19世纪中叶的三大科学发现，即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同时生长起来的；而19世纪末期自然科学方面的其他发现，如镭、电子等则更是“灿烂地证实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列宁语）。[1]这里，我们主要结合周义澄教授和曹志平教授的相关研究成果[2]，谈一下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在20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新发展（主要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上所可能具有的现代意义。
在整个现代科学中，物理学具有某种基础性的地位，其中的理论物理学由于涉及对世界本源性的思考，尤其与哲学思考相接近。因此，现代物理学的发展既为哲学的发展提供了很多坚实的资料，也提出了诸多挑战。对量子力学的哲学解释和争论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案例，其序幕是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发现。
在科学上，爱因斯坦用四维空间的时空连续区代替了与时间相脱离的三维空间，用洛伦兹交换取代了伽利略交换，确定了时空变化不能脱离，物质与运动不能脱离的密切关系；在广义相对论中又说明了物质的存在与分布状态（质量、密度）对引力场的时、空特征（空间曲率、时间驰速）以及“空间的几何性质”的决定作用。[3]对于这些重大科学发现，我们不能望文生义地把它单纯理解为对牛顿“绝对时空观”的简单克服。实际上恰恰相反，就狭义相对论的两个基本假说而言，它们是对“绝对世界的公设”（闵可夫斯基语）：“相对性原理”确定的是自然规律的不变性、非相对性即自然定律对所有惯性系的一致性和普适性；“真空中光速不变原理”则是对绝对不变光速的直接肯定。而广义相对论则是对相对性原理的更为普遍的推广，是把它从相互作等速运动的惯性系推广到相互作加速运动的坐标系，从而取消了惯性系相对于其他坐标系的优越位置，是在更为宽广的领域内对自然界普遍规律的肯定和支持。因此，严格讲来，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哲学意义不在于对牛顿“绝对时空观”的冲决，而在于肯定自然界中的关系是绝对与相对的统一。[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