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认为，后现代主义中，新马克思主义是谈论得最多的一个论域，它代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转向。从对古典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生产劳动异化批判到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文化异化批判，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后期发展的一个重要转向，而列斐伏尔的消费受控制社会批判理论、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社会批判理论以及哈贝马斯的公共生活领域理论，则是这个转向中的最重要代表。[119]
9.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
研究者指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通过对生态危机的性质、根源的分析，揭示资本主义的反生态的本质。在克服生态危机的手段以及未来社会的前景等问题上，将生态学理论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试图拓展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新视域的积极尝试。[120]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苏东社会主义制度的解体，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这使得原本就已存在的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进一步加剧。在这一背景下，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在深刻反思20世纪各种生态理论和运动之后，开始转向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研究，以寻求正确的指导思想，从而产生了生态马克思主义。[121]有学者把制度批判、技术批判、消费批判和生态政治哲学归纳为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论题，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通过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质，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非理性运用和异化消费的必然性。[122]有学者则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在于其以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进行批判为基础，展开对资本主义技术和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批判，并把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看作是解决生态危机的首要前提。[123]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归属，学者们有一定的分歧。有学者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反理性主义、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的特性相去甚远，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包含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而有的学者则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应纳入后现代主义的范畴而不应归于西方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