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科学抽象法要求对社会的研究从感性具体出发，经过分析上升到抽象规定，然后在抽象的基础上，经过综合，形成理性具体。这是一条有序的理论研究过程，它沿着两条道路运行着：“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9]这就是从感性具体到抽象规定，从抽象规定到理性具体的两条道路。
这里，存在着两个问题：从认识的过程来说，认识从感性具体出发，这是对的，但这仅仅是理论认识的来源，还不是理论体系的出发点；就理论体系的形成而言，认识是从抽象开始的，换言之，理论不是以感性具体作为要素，而是以各种“抽象的规定”作为要素。只有借助于“抽象的规定”，理论思维才能运动起来。
正是在理论体系形成的意义上，马克思认为，“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这是因为，“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10]。因此，必须从抽象的规定出发，才能从理论上再现“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11]，才能达到理论研究的入口处。
一般说来，“抽象”一词具有三重含义：一是本体论意义，即抽象是客观事物的一个方面，如马克思就把“劳动”分解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二是认识论意义，即抽象是认识的成果，如“具体概念”和“抽象概念”、“具体的同一性”和“抽象的同一性”；三是方法论意义，即把事物的某一属性、关系、方面单独抽取出来的方法。科学抽象法中的“抽象”，是就其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而言的，它首先是指一种认识方法和思维方法，是在思维中把对象的某一属性、关系、方面抽取出来，而暂时舍弃其他属性、关系、方面的一种逻辑方法；其次是指认识成果和思维成果，是思维经过分析，从感性具体“蒸发为抽象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