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研究社会发展时，即强调历史必然性，确立历史尺度时，并没有否定价值尺度、伦理原则，而是把价值尺度、伦理原则置于历史尺度的基础之上。为了说明这一点，马克思提出了两个相互关联的观点或者评价尺度，即“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来说”和“从历史观点来看”，以此表征价值观与历史观、伦理尺度与历史尺度的统一。
马克思深切地关注着东方社会所遭受的特殊的悲惨命运，痛斥西方资产阶级对东方社会海盗式的掠夺行为，揭露西方资产阶级的野蛮本性和极端虚伪性：“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39]西方资产阶级使东方社会的“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穷苦与屈辱”，过着一种“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生活”，处于一种“消极被动的生存”状态中。“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勤劳的宗法制的和平的社会组织崩溃、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悲伤的”[40]。
对东方社会来说，被强行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啻是一场灾难，而且这场灾难同过去所遭受的所有灾难相比，“在本质上属于另一种，在程度上也不知道要深重多少倍”，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的色彩”。处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东方社会，如同19世纪之前的德国那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东方社会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