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辞源学上，认识论一词的英文是Epistemology，它由希腊字Episteme，即知识转化而来，指关于知识的学说。西方有人把认识论称作知识论，认为它主要研究知识的本质和起源、知识的构造和界限、知识的确实性和必然性，以及知识与信仰的区别等。
人类自从诞生以来，就不断地认识外部世界，也认识着人类自身。人类永远是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生存、发展、变革与创新的。所以，认识论问题是伴随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而不断产生和发展的。
早在古希腊哲学时期，认识论问题就引起了思想家们的关注。巴门尼德提出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并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认为思维能够反映存在。苏格拉底也提出了“美德即知识”的著名命题，强调了美德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那么美德怎样才能够获得呢？他认为要通过学习来获得，而学习便是一种认识活动，在认识活动当中，人类实现了对于世界以及人类自身的把握。柏拉图也提出了关于认识论问题的“洞穴隐喻”，认为洞穴里的人通过洞穴之口透过的阳光看见人的影子实现对人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是人的先天心灵当中就存在的，最重要的就是要将这种认识能力发掘出来，柏拉图的这种以理念论为前提、以影像论为表征的认识论，奠定了理性主义认识论的基石。当然，在古代和中世纪，从总体上看，认识论还是居于对本体论的附属和服务地位的。
近代以来，认识论不仅分化出来和独立起来，并且取代本体论的中心地位而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或至少是主要问题之一。黑格尔认为：“真正说来，〔力求掌握〕真理本身的哲学，是在十六、十七世纪才重新出现的。”[1]美国哲学家M.K.穆尼茨则明确指出：“从笛卡儿开始的近代哲学，其中心任务是研究认识论（知识理论）问题。”[2]我国著名西方哲学史专家陈修斋先生等则更明确地谈到西方哲学由本体论中心向认识论中心的转移问题。他们认为：“总的说来，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哲学的中心问题可以说是本体论的问题。也就是说，古代哲学家们的注意力主要地是放在本体论方面，而不是放在认识论方面；在他们那里，对于认识论的研究，通常是作为论证本体的一种方式而隶属于本体论的。只是到了近代，这种状况才有了根本改变，认识论问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变成了日益突出的问题，一跃而成为哲学的主要问题，至少是主要问题之一。”[3] 对本体论问题的深度阐释需要认识论的支持，对于社会变革的解释和引领需要认识论的发展，尤其是自然科学的相对独立化发展，既表征着也促进了人类认识的发展。自然科学在方法论方面的成果，则为认识论的研究提供了比较专门的、坚实的对象性基础，从而既为从哲学角度总结概括自然科学发现的认识论机理提出了紧迫的要求，也提供了现实的可能。于是，认识问题成为近代哲学的轴心，认识论成为近代哲学的主要构成部分，认识论思维方式则成为人类哲学思维在近代哲学中的主导形式和主要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