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认识具有全方位性，不仅指向自然，也指向社会和人自身。过去的认识论研究不太区分不同的对象，研究对于一般对象的认识。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对于社会的认识得以系统化、科学化和专业化，而对社会和人自身的认识则相对滞后。随着社会实践的高度化和自觉化发展，对社会和人生的认识也走向了系统化、科学化和专业化，这就要求哲学认识论的研究也要深化到对于社会的认识，这就催生了社会认识论这个认识论的新兴分支学科。
对“社会认识论”进行专题研究，实际上隐含着我们的如下理解：与一般认识论相比较，社会认识论具有特殊的研究对象和性质，或者说，社会认识论视域内的认识对象与自然认识论等传统理解的认识对象是有所不同的，由此也决定了社会认识论具有不同于一般认识论、自然认识论的特殊性质。我们认为，社会认识论是关于人们怎样认识社会的学说，它以人们认识社会的认识活动为对象，考察人们认识人文社会现象的特殊活动结构、进化过程和特殊规律。从另一角度看，人们认识社会，又是人类社会总体对自身的自我认识，因此，社会认识论又是对于人类自我认识之谜的哲学探索。社会认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新兴的分支学科，有别于历史唯物论，在认识论体系中有其独特的规定和地位。为了推进社会认识论研究，我们有必要对社会认识论的产生、发展、基本规定和结构体系等作一些专门的探讨。
1.问题提出：社会认识论的时代生成
据研究，我们发现，国内外关于社会认识论的研究一开始是在不同社会文化和学术背景中相对独立地展开，因此各有不同的角度和思路。苏联学者从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反映论的原则，批判资产阶级哲学尤其是反对新康德主义入手，并从社会事件的可知性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的角度提出问题和展开思路。他们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入手，辨析社会认识与社会意识的异同，把社会认识作为社会管理的必要准备，从加强社会管理与控制的角度提出开展社会认识管理的必要准备，从加强社会管理与控制的角度提出开展社会认识问题研究的必要性。[27]相比之下，英国学者则更多受到大陆经验哲学传统的影响。安东尼·夫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版的《关于社会认识的思考》[28]一书实际上是他《关于认识的思考》一书的继续。他力图在自然与社会、自然事实与社会事实、自然试验与社会试验、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等的对比分析中，在对人的理性、人的行为、人的价值等的探讨中揭示社会认识的特点。他上承培根、休谟，中接康德、孔德、马克思，直面以波普尔为代表的现代思想家，力图对现代人类认识中的一些难题作出自己的回答。大概与其社会的科学与文化背景相关联，美国学者斯蒂夫·富勒[29]对社会认识论的研究富于实证的色彩。他的《社会认识论》[30]一书从认识论的现代发展入手，在社会认识论与社会本体论的对比中立论，以西方社会中发达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现实为背景，在对现代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尤其是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生态学等的具体考察中揭示人类认识的特点，对知识生产的社会组织和哲学在知识生产中的特殊作用作了全面具体的分析，在美国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笔者曾与他就社会认识论问题长期进行探讨，其成果编译成《关于社会认识论的对话》（上、下）分别发表在《哲学动态》1992年第4、5期。[31]从这些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于社会认识论的基本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