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与社会现代化实际上是一次重大的社会转型，而这种社会转型意味着大规模的结构重组。无论是社会分化，还是社会整合，就其实质内容来讲，都是社会结构上的重组。能不能实现这样的重组，对于现代化的进程影响甚大。我们知道，自16世纪以来，中国迟迟不能进入现代化进程，一条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社会结构一直延续的是两千多年来的封建结构模式，这种模式虽然几经调整，但未有多大改变：经济上始终保持着宗法性自然经济的结构；政治上始终保持着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这样单一的封建阶级结构以及由此产生的封建专制结构；文化上始终保持着适应经济、政治需要的传统儒家文化结构。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这种稳定的社会结构才开始受到冲击，随之发生解体、重组。与此相反，西欧一些国家之所以能够首先乘上了现代化的第一航班，就在于这些国家于中世纪后期实现了社会结构上的重大变化：就经济结构来说，不是建立在单一的封建经济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封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混合发展，或者更准确地说，建立在从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转换的过渡性经济基础之上；就政治结构来说，不是单一的封建阶级结构，而是一种既有封建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的矛盾，又有资产阶级同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这样一种复合的、过渡性阶级结构；至于思想文化结构，则更为独特，自文艺复兴以来，就已经结束了封建蒙昧统治，开始出现了以人为中心的文化氛围和价值体系。正因为出现了社会结构上的这些变化，所以西欧国家比较顺利地得到了社会转型，而后大踏步地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因此，结构重组是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关键一环。事实上，马克思对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就非常注意对于社会结构的剖析。马克思认为，亚细亚社会作为一种“静止”的社会，是和这种社会独特的结构连在一起的。在亚细亚社会中，村社制度、土地公有制的中央集权三位一体，这样的社会结构对外封闭，对内专制，因此缺乏适应性，又缺乏活力，致使社会发展很难出现“现代”生机。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特别强调外力推动的意义，认为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固然是非常卑鄙的，但是，“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如果不能，那末，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