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不可能离开文化传统，实际上就提出了一个发展的“内生”问题。上面提到的弗朗索瓦·佩鲁就认为，“新的发展”应该是整体的、综合的、内生的发展。所谓“整体的”，即应该有一个整体的观点，既要考虑到作为“整体”的人的各个方面，又要考虑到他们相互依存关系中出现问题的多样性；所谓“综合的”，即要使各个部门、地区和社会阶级的发展协调一致；所谓“内生的”，即应该充分地、正确地依靠和利用本国的文化以及各种力量、资源。他认为，任何发展的战略和政策都必须从本国的实际出发，不应该照搬别国的模式。“新的发展”不是、也不能是西方所能输出的模式。因此，“新的发展”与“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是两个互相制约的方面。佩鲁的观点实际上是同西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现代化理论观点正好相左的，因为后一种观点主张，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就在于西方化，引进和传播西方文明是不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样的主张完全无视其他国家的国情。可以说，佩鲁的观点代表了当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向，而且同马克思注重精神文化与社会发展相互关系的思想是基本一致的。
从现实的发展情况来看，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无疑应当建立在内生发展的基础上，完全仰仗外国资本的推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现代化。现代化不是买来的，也不是引进来的，而主要是靠自身的力量推动和发展起来的。纯粹靠外源的输入来启动现代化，这样的现代化既不是牢靠的，也不是长久的。
社会发展无疑需要“内生”，但什么叫作“内生”？对此的理解也是大不一样的。“内生”当然与“外源”相对立，但这种对立不是形而上学的绝对对立。从严格的意义说来，内生并不等于自生。并非只有自生的、土生土长的东西才叫“内生”的因素，并非只有靠自生的发展才叫内生发展。实际上，在全球化条件下，纯粹靠自生的发展来走向现代化既不可能，也不现实。外源因素固然不能培植起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但对其获取和利用则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外源的因素只要通过社会机体的消化、吸收并用来推动社会发展，这样的发展就是内生的发展。在发展理论研究中，有人常常把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看作是“早发内生”型现代化的国家，而把目前不发达国家看作是“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国家，这样的划分在一定意义上是合理的，但要将它们截然分开也是欠妥的。因为从世界现代化的进程来看，欧洲之所以能够冲击世界，恰恰是因为世界冲击了欧洲，像中国的四大发明对欧洲近代的兴起所起的促进作用就是明显的例证。所以，欧洲的现代化也不是土生土长的。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决不是单纯的内部因素或外部因素起作用的结果，而是内外因相互作用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