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价值取向。在发展理论研究中，比较有影响的学者都无一例外要对这一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像韦伯，尽管把“价值中立”作为科学研究的规范原则，但他也并没有把价值中立绝对化，并不主张从全部研究活动中排除价值判断，其“价值中立”是以“价值关联”为前提的。所谓“价值关联”，要义是指任何一种人类行动都是由一定的价值支配的，只有联系行动者行动的意义和动机才能理解行动的原因、过程和结果。据此，他认为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人们行为的不同，其原因就导源于价值取向上的不同。帕森斯在其著名的关于“行动系统”的AGIL分析框架[25]中和在其社会行动的分析纲要——“模式变项”中，也把价值取向作为社会行动的一个决定性的方面。研究发展理论的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佩鲁曾对传统的发展模式提出批评，认为经济增长不等于发展，经济的进步也不等于社会—人的进步，在增长—发展—进步三者的关系中，“文化价值”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文化价值是决定减缓或加速增长以及检验增长目标是否合理的基础。为此，他提出了一种新的发展观，即把人的需要与发展看作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心。[26]总的说来，伴随发展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价值取向问题日益凸显。这种情况的出现，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上，都有着深刻的必然性，因为价值取向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民族对社会发展的基本看法、态度、思维方式及其社会成员的行为，而人们的各种行为无不渗透着和受控于一定的价值观。因此，研究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必须对作为文化核心的价值观予以深入剖析。
马克思认为，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差异从一定方面反映了二者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