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现代化理论的两极模式中，传统化与现代化是绝对对立的；现代化的出路没有别的选择，只有西方化。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完全抛弃自己的传统闯入现代化。国内外学者均以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为例，说明从过去到今天，传统力量并非总是社会变迁的障碍，传统文化也不尽是过时的残余，不见得都在废除之列。相反，在某些情况下，传统还是社会变革的重要保证。从历史上看，真正献身于社会现代化的精英，彻底与本民族文化传统决裂者，几乎从未有过。尽管现代化与文化传统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但可以肯定的一个事实是：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必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3]。既然如此，现代社会发展应当借助文化传统的力量来推动。在马克思看来，民族传统、宗教、民族情绪、风俗习惯等在现代社会发展中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民族传统一旦形成，便以一种巨大的无形力量左右着人们的行为和社会的运行。如在西欧的近代发展中，从古罗马奴隶社会产生出来的法律传统，就起着重要的作用。“罗马法虽然是与交换还很不发达的社会状态相适应的，但是，从交换在一定的范围内已有所发展来说，它仍能阐明法人，进行交换的个人的各种规定，因而能成为工业社会的法的先声（就基本规定来说），而首先为了和中世纪相对抗，它必然被当作新兴资产阶级社会的法来看。”[14]比如在立法权方面，专制君主时期的西欧君主的敕令，虽然在法权渊源中占了首要地位，但在整个法权体系中，罗马法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即使自称“朕即国家”的法王路易十四，也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罗马法的有效性。相反，中国从夏、商、周一直到元、明、清，专制君主的意志一直是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法权源泉。从传统中的“禹刑”、“汤刑”，一直到《明律》、《清律》，基本上都是“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封建皇室的“家法”和“祖宗之法”就是封建国家的“国法”。两相比较，西欧的法律传统显然要比中国的君主意志传统更有利于社会进步。又如，从欧洲文艺复兴以来逐渐形成的人文传统，对于欧洲的社会发展也起了巨大推动作用。人文传统所肯定的现世人生的意义，所提出的个性解放、个性自由的要求，所推崇的人的智慧与知识的信条，对于人们的思想解放，加速自然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以致现代化论者常常把西欧的现代化与文艺复兴紧紧连在一起。中国以至整个东方自近代以来一直缺乏这样一种人文传统，因而导致在人的解放和社会发展方面同西欧的巨大落差。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同其民族传统有着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