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一生致力于现代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研究，但这种研究的合理性一直受到西方学者的不同挑战。如美国学者克利尚·库马就认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的一些最为生动的篇章中，详细阐述了英雄—骑士式的封建贵族和乏味的资产阶级之间的深刻区别，（诸如资产阶级‘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感情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等等）。尽管据说新社会是从旧社会的母体中成熟起来的，但新生的婴儿却明显地很少有其母亲的特征。这真是件咄咄怪事，无论在社会或自然之中都同样如此”[1]。库马不仅批评马克思采用了割断历史的方法，而且批评韦伯也采用了这种方法，认为韦伯同马克思一样，都强调这种不连续性：“他的问题是阐述‘资本主义精神’在西方世界的出现，这种精神同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盛行的对赚钱的态度全然不同，而且在世界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但同马克思不同的是，韦伯借助于比较的方法和理解原则，在中世纪晚期的社会中，更深入地寻找资本主义观点的根源。”[2]且不论韦伯在研究现代社会时是否采用了割断历史的方法，现在需要澄清的是，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研究是否持的就是这样的方法与观点？
按照唯物史观，社会发展作为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它是连续性与间断性的统一。马克思对于现代社会的发展，就是按照这一基本观点予以审视的。在马克思看来，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历史进程，固然有其普遍性的一面，但这种进程在一个国家、民族能否顺利实现、怎样实现，这与该国家、民族的实际社会状况，尤其是历史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因如此，马克思在考察现代社会时，不惜花费大量精力来比较研究前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状况，剖析这些社会在具体发展演进中的特点及其难易程度。事实上，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也主要是为了揭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巨大变革，突出与以往传统社会的区别，而决不是借此否定“新生婴儿”与其“母亲”的联系，否定历史文化传统对现代社会的重要影响。因此，这里根本谈不到什么“咄咄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