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索提供了新的文化背景。20世纪70年代以后，一体化的强劲力量使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原本泾渭分明的界限逐渐模糊、消融，在互相渗透、融合之中各领域的发展轨迹慢慢交织、汇合，共同勾画了20世纪全球化错综复杂的历史图景。秉承着马克思主义批判紧密关注现实的传统，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现实问题，20世纪后期，新马克思主义从不同角度展开了文化批判。从总体上说，这一时期的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呈现出一种微观政治学批判的特征。
首先，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实践哲学是这一时期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最根本的哲学基点。事实证明，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并没有为更繁荣、更民主、更和平的世界的出现奠定基础，各种等级、压迫和不平等的现象不但没有消失，反而以更加隐秘的形式进入到微观的领域之中。换句话说，人的异化问题仍然是这个时代亟待解决的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因此，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便成为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如前所述，马克思将实践视为人的“种的类特性”活动，指出人正是在对象化的活动中改造外部环境，推动历史发展，赋予现实以意义和价值。作为一种关注人类社会变革和发展的理论，马克思的实践哲学高度强调了人的实践活动与具体现实和历史情境的紧密结合。因此，面对全球化时代异化向微观层面深化的现象，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必然以实践哲学为基础，深入挖掘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有效性，开启马克思主义理论微观政治学与微观文化的新向度。
其次，这一时期的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批判主题是“微观权力”问题。政治的核心主题是权力和控制，在全球化时代，这种权力的控制范围正逐渐向微观领域延伸。微观政治权力不再表现为显性的经济剥削、宏观的政治压迫或外在的军事扩张，而是以隐形的、边缘化的方式呈现在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之中。人类此时所面对的新的权力形式不再是外在于人的、巨型的宏观制度，而是直接贯穿在医院、学校、商场等日常生活领域，渗透在语言、知识、性别、种族等微观事物之中。因此，新马克思主义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方式也由宏观政治哲学范式转向微观政治哲学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