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是一个空前的文化焦虑的时代，20世纪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文化自觉的时代。与此相适应，20世纪也是各种自觉的文化理论研究最为发达的时代，曼海姆在20世纪上半叶就断言，在今天，“我们所有的科学（除自然科学外）都已经成为文化的科学，而我们所有的哲学则都已变成文化的哲学”[1]。他还特别指出，关于文化的自觉的理论研究始于当代，“从历史哲学的立场考虑，文化社会学产生于当代”，而且不止是文化社会学，“包括文化哲学在内的相关学科也产生于当代。尽管被一只无形之手引导，当今人文科学体系的整个体系旨在努力从其历史进程及其系统特性方面来领悟文化现象”[2]。在曼海姆看来，文化社会学和其他关于文化的理论学科产生于当代，并不是单纯出于理论家的学术偏好和理论兴趣，而是因为人类现实的文化出了问题。而且，“有关文化的问题之所以出现，并不是由于某些人进行了三段论推理，而是由于文化本身出了问题”[3]。
应当说，曼海姆的分析抓住了文化问题和文化理论研究的关键，我们讨论近现代的文化自觉时已经分析了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文化问题，因此，任何一种有影响的文化理论都应当具有某种实践品格和现实诉求。在这方面，以人的实践活动为根基，以“改变世界”为宗旨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它不仅实现了关于文化理解的理论创新，而且比任何其他文化理论都更加鲜明地展示出自己时刻关心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命运的实践品格，因此，它对20世纪人类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在唯物史观视域中创立的文化理论在20世纪从理论变成了实践，推动了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和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在全球许多地域具体地展开。尽管20世纪的社会主义遭受了不少挫折和曲折，但是，它对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深刻的和积极的影响，已经构成当代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内涵。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播和社会主义实践的推进，也以各种方式深刻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促使资本主义在新的历史背景下进行了各种政策调整。特别重要的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涌现出一批高度关注人类命运的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们对发达社会背景下西方理性文化危机及其后果作了全方位的文化批判。这些文化建设实践和历史进程又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