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总是文化的人，人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文化的世界。无论是从文学、艺术等具体的文化创造形式或者哲学、科学等自觉的精神活动入手来认识文化现象，还是从影响和制约个体生存和社会活动的传统礼俗和行为规范，或者从各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生存方式和社会活动机理及文化模式来审视文化体系，都不难看出文化与人和世界须臾不可离的本质关联。著名哲学人类学家蓝德曼指出，“文化创造比我们迄今为止所相信的有更加广阔和更加深刻的内涵。人类生活的基础不是自然的安排，而是文化形成的形式和习惯。正如我们历史地所探究的，没有自然的人，甚至最早的人也是生存于文化之中”[1]。
然而，同哲学、历史学等古老的人文学科相比，以文化现象和文化体系为研究对象的文化学的兴起和自觉，则是相对晚近的事情。大约在19世纪中叶，一些思想家才开始把理性探究的目光投向人类和人类社会生活的深层结构，即文化层面。随着文化学、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哲学、古代文化史学等学科的相继兴起和发展，一大批杰出的人类学家和文化学家构成了群星闪耀的文化学天空。与此同时，哲学等相关人文学科，也开始把文化纳入自己的研究视域。马克思曾经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2]，文化作为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一直伴随着人的生存和历史的演进，一直影响着人类的实践和人类的认识，因此，哲学总是人类文化精神或文化模式的外显，在这一点上，古今中外的哲学概莫能外。然而，传统哲学往往是特定文化模式的不自觉的显现，而当代哲学则表现为特定文化精神的自觉升华。
应当说，关于文化的哲学反思在近现代突然从隐性的哲学理解范式转变为有影响的显性的哲学理解范式之一，同时一批专门研究文化现象的文化学科开始涌现，这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近现代人类社会结构变迁和文化在社会历史运动中地位的凸显，促使近现代的文化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是人类社会结构和生存方式的转变导致文化的力量从历史进程的潜流生发出来，另一方面是人类的主导性文化模式出了问题或者成为问题，人类在自觉地体验到文化的力量的同时开始遭遇文化的问题。这两个方面的变化使人类社会历史的文化内涵越来越凸显出来，形成了空前的文化自觉，推动了自觉的文化理论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