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体上看，马克思本人对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关系的论述，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842年之前。在这个阶段，马克思的思想在总体上处于黑格尔的影响之下。在1837年11月10—11日写给父亲的信中，马克思写道：“在患病期间，我从头到尾读了黑格尔的著作，也读了他大部分弟子的著作。”[40]
第二个阶段是从1843年到1848年。在这个阶段，马克思通过费尔巴哈和国民经济学研究的媒介，从总体上对黑格尔哲学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批评了费尔巴哈、布·鲍威尔等人仍然在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基地上活动，并认为“对黑格尔的这种依赖关系正好说明了为什么在这些新出现的批判家中甚至没有一个人想对黑格尔体系进行全面的批判，尽管他们每一个人都断言自己已超出了黑格尔哲学”[41]。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哲学的贫困》蕴含着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体系全面而深刻的批判。
第三个阶段是从19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在这个阶段，马克思在撰写《资本论》之前重新阅读了黑格尔的著作，并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指出：“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42]
从上面这些代表性的表述中，可以引申出两点结论：一是马克思系统地研究过黑格尔的著作；二是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是批判继承的关系。无论是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奇）致力于把马克思哲学黑格尔化，还是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如阿尔都塞）力图割断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联系，都是片面的、错误的。
从《逻辑学》和《自然哲学》的视角来理解黑格尔哲学对马克思哲学的影响有其一定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