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哲学的真正开端和本质乃是“自我意识”。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对此作出概括：“近代哲学的出发点，是古代哲学最后所达到的那个原则，即现实自我意识的立场；总之，它是以呈现在自己面前的精神为原则的。中世纪的观点认为思想中的东西与实存的宇宙有差异，近代哲学则把这个差异发展成为对立，并且以消除这一对立作为自己的任务。”[1]这个关于近代哲学开端的说法同时也就是关于其本质的见解，因此，黑格尔正确而深刻地把笛卡儿称为近代哲学的真正创始者。
作为近代形而上学最重要的批判者之一，海德格尔要求彻底检审那个作为本质的出发点本身，即“意识的存在特性”。如果说在笛卡儿那里，我思直接就意味着我的存在（思维内在地、直接地与我在一起，而这个直接的东西恰恰就是所谓存在），那么，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在现代形而上学中，“意识之存在特性，是通过主体性（subjektivitaet）被规定的。但是这个主体性并未就其存在得到询问；自笛卡儿以来，它就是fundamentum inconcussum（禁地）。总之，源于笛卡儿的近代思想因而将主体性变成了一种障碍，它阻挠［人们］把对存在的追问引向正途”[2]。诚然，那个变成“障碍”的东西曾经是伟大的动力，正像那个被称为“禁地”的区域曾经构成过近代思想、知识和文明赖以滋长的基地一样。但是，如今这个作为“禁地”的主体性要受到质询，要受到追究了，因为自黑格尔哲学之后，它确实成为问题了。
成为问题的是主体性本身，即“我思”或“意识的内在性（Immanenz）”。意识的内在性构成近代以来全部形而上学的主导原则和基本建制。尽管康德的“我思”不同于笛卡儿的“我思”，黑格尔的“自我意识”不同于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但是，坚执意识的内在性却是全部形而上学的共同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人们把“意向性”与意识联系起来，从而使“意向客体”在意识的内在性中同样有它的位置。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状况直到胡塞尔依旧没有根本改变。这是因为，尽管胡塞尔的意向性概念使对象取回其“本己的存有特性”（Bestandhaftigkeit），从而挽救了对象，但他依然把意向性包含在内在性之中，“把对象嵌入意识的内在性之中”[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