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资本原则与形而上学建制的内在关联，所以，对资本批判的原则高度实际上就应当（而且能够）依循对形而上学批判的深度和广度来标志；反过来说也一样。伽达默尔认为，20世纪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是以尼采为后盾的，并由此取得了对现代性进一步反思的积极进展。[31]但问题在于，只要这种批判没有同对资本的批判联系在一起，它就不能真正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正是在这“一度”中得以充分显现，那么，这种意义不仅取决于对资本的批判，而且取决于这一批判的原则高度。
马克思对资本具有原则高度的批判同对形而上学批判的内在联系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得到鲜明的体现，而这种联系的内在必然性就在于：除非对现代社会的双重批判在本质上被提升到一个新的原则高度。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当马克思由国民经济学的“二律背反”开始对资本的批判时，这一批判同时成为对完成了的形而上学，即黑格尔哲学的再度批判。在国民经济学批判的方向上，马克思追问国民经济学的出发点发现，作为国民经济学前提的那种劳动是抽象劳动（异化劳动）。马克思由此进一步追问的主导性问题是：“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32]
正是通过对抽象—异化劳动的批判性分析，马克思得出结论：作为知性科学的国民经济学出发点的无非是异化劳动，由此而获得的规律无非是“异化劳动的规律”，而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所陷入的种种理论矛盾则是“异化劳动同自身的矛盾”。作为正是国民经济学前提的劳动——抽象的、异化的劳动，即自相矛盾的劳动，生产出现代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33]如果说私有财产是这种劳动的产物和结果，那么，以资本为原则的现代社会架构就是由这种抽象劳动获得决定性奠基的、“发展到矛盾状态的”私有财产。[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