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理想世界都不是凭空而来的。直接地看上去，所有的理想世界都带有或轻或重的幻想色彩，但这些幻想却并非完全任意的，从根本上说，都是现实的人间苦难或现实的人类生活矛盾的一种曲折的反映，一种消除现实苦难或矛盾的设计。一般说来，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是形形色色、千差万别的，不同的人群、民族、个人可能有着完全不同的矛盾，但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结构也决定了他们有着一些共同的矛盾。人类作为一种生物体，若要生存下去，首先必须有足够的物质生活资料，同时人类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物，必须有一定的社会秩序才能保证基本的生存条件。因此，生活资料的富足与能够保证每一个体生存的社会公平便构成了最为基本的共同问题，而那些充分地表达了解决这些问题的社会设计，便也就构成了影响最为广泛的社会性理想。就此而言，中国儒家的“大同”说是具有相当的典范性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31]但儒家的这一学说是以历史退化论为前提的，是作为“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前史来回顾的。希腊人的人类由金时代、银时代、铜时代到铁时代的每况愈下的历史观亦相类似。而基督教的“千年王国”说则指向了未来，预言基督将再次降临人世，作王统治一千年，那时罪恶将受到管束，神将擦去一切人的眼泪。[32]然而，无论人们是前瞻还是后顾，他们都从未想到过要通过自己的力量去实现某种理想社会。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们迈出了巨大的一步。他们面对着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种种社会苦难，不仅一般地描绘了未来的理想社会，而且力图针对现存社会的弊端设计出某种可实行的建立理想社会的方案来，如圣西门的“实业制度”、傅立叶的“协作制度”、欧文的“劳动公社”等等，有人甚至试图采取实际行动去实现之。但毫无疑问，这些美丽的设计也都是空想的，因为它们不是奠基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之上，而是依据理性和抽象的人性推演出来的。因此，必须为理想社会寻找到坚实的世界观基础，以便使之成为真正可实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