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从整体上对西方现代哲学做出较恰当的评价，首先要考察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哲学发展中所发生的思维方式的转换（转型、转向）的意义。
19世纪中期以来的许多西方哲学流派纷纷宣称自己开辟了哲学发展的新方向。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西方哲学界中各种转向之声更是不绝于耳，例如，尼采等人对理性主义传统的批判与否定，狄尔泰等人之要求建立一种与自然科学方法论不同的精神科学方法论，实用主义之要求以生活和实践取代对物质和精神本质的探究，现象学运动（特别是存在主义）之要求转向非反思的生活世界或人的生存，弗雷格和维特根斯坦等分析哲学家之要求把哲学变成语言的用法和意义的分析，释义学家们之把哲学当作对文本的意义的阐释，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传统哲学的消解等，都被宣称改变了西方哲学发展的方向。这些转向的具体含义往往有重要区别，但在对传统特别是近代西方哲学的一些基本观念采取批判态度并要求代之以一些与之相反的观念、从而改变西方哲学的发展方向上，它们之间仍然存在着重要的共同之处，后者体现了一种把西方现代哲学和近代哲学区分开来的方向性转换。这种转换的基本意义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甚至意味着西方哲学发展上的一种革命性变更？人们的意见还很不一致。我认为，如果从哲学发展的基本方式上将近现代西方哲学实事求是地加以比较研究，似应肯定后一种回答。
1.西方哲学的近代转型（认识论转型）及其意义
对于从笛卡尔（甚至可上推到文艺复兴）到黑格尔这一段时期（通常称为近代）的西方哲学，过去大致被归属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意识形态而有所肯定。尽管各家肯定的方式和程度不同，但大都承认这一时期的哲学家各以其独特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倡导哲学的理性精神（主要表现为人文精神），反对贬低理性、抬高信仰的中世纪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主张哲学应以人本身为中心。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哲学体系可谓是这种精神的典型表现。这种理性主义精神与随着近代自然科学兴起而被强调的科学精神是一致的。当时先后兴起的各门自然科学都是作为主体的人的意识、理性对作为客体的自然界的认识和研究。而自然科学的胜利也正是理性的胜利。西方哲学史上这一历史时代因此被称为理性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