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科的重建和发展
现代西方哲学在我国既是一门有着悠久历史、并发生过重要影响的学科，又是一门因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牵涉而受到过较多怀疑和误解，以致长期被简单否定、甚至被取消的学科。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后，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研究都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现代西方哲学研究是其中显得突出的学科之一。
正是在这一年，我国学者在安徽芜湖举行了第一次全国西方哲学学术讨论会。会议着重讨论了哲学史方法论问题，对“左”的路线影响下形成并长期被当作哲学史研究指导原则的所谓斯大林—日丹诺夫哲学史定义（把哲学史简单地归结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史）提出了质疑，一些学者进一步建议在我国恢复以现代西方哲学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在这种有利形势下，1979年在山西太原专门举行了第一次全国现代外国哲学学术讨论会，进一步强调了恢复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讨论了恢复学科研究的困难以及可能采取的步骤，初步制定了当前和长远的研究规划，建立了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学会后来对推动本学科研究起了重要作用。
太原会议标志着我国现代西方哲学研究正式恢复。由于本学科研究在国内已停顿了几十年，学科研究的恢复实际上是从无到有的重建，诸如对现代西方哲学流派思潮的基本情况的了解和介绍、学科基本理论框架的搭建、基本资料的编译和整理、课程的开设和教材的编写等，都需要从头做起。更为重要的是：改革开放的方针虽然为本学科的重建和发展开辟了道路，但具体怎样做在各方面都需要重新摸索。以往把现代西方哲学简单地归结为体现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需要的腐朽没落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根本对立的纯粹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并由此而对之全盘否定虽然有片面性，但究竟应当怎样看待现代西方哲学？怎样如实地区分其消极方面和积极方面？怎样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现代西方哲学研究，怎样处理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怎样使现代西方哲学研究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条件？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对现代西方哲学本身的正确认识，也涉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中国社会的正确认识，都需要着手进行具体研究。而这些都不是少数人短期内所能完成的，需要从事各个研究领域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共同探讨。这些问题的存在及其复杂性决定了现代西方哲学学科的重建和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而必然是一个艰巨和长期的过程。期间必然经历各种曲折，除了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外，有时还会遇到各种人为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