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的我国西方哲学研究在经历了约八十年的曲折历程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左”的禁锢的解除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出现了新的生机。
改革开放涉及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许多方面，但首先必须有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开放，而这意味着必须克服它的被扭曲的形态，在更高的基础上恢复它的本来意义。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是这样一种既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来意义，又体现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趋势的理论；而它的根本之点正是要求打破各种僵化的教条，强调立足于现实生活和实践。20世纪70年代末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讨论之所以能引起广泛注意和发生深刻影响，就在于它正好体现了邓小平理论的要求，远远超越了单纯的认识论问题的范围，而涉及不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理解为马克思本人所强调的那种意义，而且要使之体现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发展。
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恢复的，因而一开始就必然带有对以往的研究加以批判和超越的性质。1978年和1979年先后在芜湖和太原举行的两次全国性大规模西方哲学讨论会（这是前所未有的）都具有这种性质。芜湖会议的主题之一是哲学史方法论。除了一般地重新肯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外，大家特别关心的是如何真正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最值得注意的是：大家对上述斯大林—日丹诺夫定义提出了疑问。太原会议集中讨论恢复实际上长期被当作禁区的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大家都原则上肯定了本学科研究具有积极意义，批评了对本学科全盘否定的虚无主义倾向。尽管这两次会议还只是对西方哲学研究重新评价的开始，但新的一页毕竟已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