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主要集中于唯物史观之宣传，而从瞿秋白开始，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呈现出了一种体系化的趋势。何以会有这一变化呢？这有内外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受传播的路径依赖之限制；另一则是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之内在的需要。
1.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内在需要
从理论传播自身方面看，体系化是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所需要的。这是因为，一当马克思主义从众多外来的“主义”中脱颖而出，为当时先进的中国人所选中之时，便立即面临着一个问题，如何使其成为广大国人所信奉之“主义”，而不仅仅是少数先进分子的“主义”。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进行的工作便是，通过论辩，驳倒其他竞争性的“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获得全胜。事实上，五四时期的数次思想论争，即“问题与主义”论争，社会主义问题论争，无政府主义问题论争，以及20世纪30年代的唯物辩证法论争，都是一种通过论辩，驳倒竞争性对手而扩大自身影响的特殊的传播行为。这一点，其实在唯物辩证法论战中的对手们也自觉到了。例如，张东荪便说，“唯物辩证法既是侵入了哲学领土，则哲学家便不能置之不理”[1]。与此同时，通过通俗化的宣传，使广大民众，首先是广大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使得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亦是壮大自身的传播所必需的。但要使这两个方面的工作富有成效，体系化是必不可少的。这正如成体系化的即有组织的队伍才能更有效地战胜对手一样，只有体系化，才能一方面最有力地驳倒其他竞争对手，另一方面，最有成效地传播于广大民众。
2.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路径依赖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当时处于国家危亡之际的先进的中国人为了寻求救国之道，而最终找到马克思主义的；另一则是这种接受和传播依赖于可获得的马克思主义资料，而尚未取得独立的理论形态。这当中，如前述，十月革命的激发作用不可忽视。正是在十月革命的激发下，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试图以俄为师来改造中国。不言而喻，这样一来，来自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便不可避免地要对中国产生巨大影响。毛泽东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2]。“找到”一词，着实耐人寻味。毛泽东当然知道中国人最先并不是从俄国人那里知道马克思主义的，他后来在会见日本友人时说过，“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日本要比中国早，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是从日本得到的。通过日文本学习到了马克思主义。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写的著作现在仍是我们的参考书”[3]。但他之所以这么说，乃是道出了一个并非表面而是实质性的事实，那就是通过俄国人，中国人才将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能够救国救民的东西接受了下来。进入近代以来，中国人遭遇了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何以为计？数代中国人苦苦寻觅，诚可谓“众里寻他千百度”，但只有在十月革命的警醒下，才“蓦然回首”，发现了救国之“真经”却在那“灯火阑珊处”。从此往后，十月革命的俄国就成了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参照系。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一批旅俄的共产主义者陆续回国，他们带回来的正是苏联版本的马克思主义。这就同时极大地改变了以往俄语人才和资料缺乏之状况。由于十月革命的强大影响力，这一时期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尤其成为中国人学习、仿效和宣传的蓝本，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则成为其时传播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