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不应该是高僧，他不能是仅仅腹藏机锋、口吐偈语、空谈智慧，但对人的认识和实践毫无用处的谈玄论道。哲学是智慧，但它应该是结果的花，而不能是无果之花，即对人处世处事处人有帮助。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说，就是能帮助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哲学应该有效用，这不是实用主义，也没有降低哲学的品格。认为哲学就应该是高耸于天空，哲学家就应该是不问世事，这种哲学观念相当陈旧。
马克思生活在富有哲学思辨传统的德国，但他一开始就反对不面对世界而是面对自我、醉心于自我直观，说一些除了自己谁也不懂的话的哲学家。马克思他认为哲学应该是面对生活，面对人民，应该是通俗易懂的，他在1843年年底筹办杂志时将其定名为《德法年鉴》，就是强调要把德国人的思辨能力与法国人的革命实践结合在一起。费尔巴哈也懂得这个道理，他也说真正目的，与生活、与人同一的哲学，必须有德国人和法国人的混合血统。
当然，我们有过和尚即哲学家、哲学家即和尚的时代，东方和西方都有。西方的教父哲学、中国的禅宗都是如此，它们对人类的思想都有不同的贡献，可它们是特定时代的特定产物。历史上哲学的晦涩艰深，自有它的时代原因，不能机械模仿。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不允许它成为玄学，成为思辨哲学，远离生活，空谈哲理，与它的使命和任务相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是群众性的实践性的，能为广大群众掌握和运用的哲学。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视高群众一头，视群众为哲盲，背对着他们，我们就只能走西方某些哲学家的老路。如果我们采取离现实远点、远点、再远点的方针，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走入死胡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就会成为“多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