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性表现了哲学的个性。很显然，以希腊罗马哲学为源头的西方哲学，与以儒墨道法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哲学相比，各有特点。当然个性中存在共性，如辩证思维、唯物主义原则、无神论思想，等等，都有许多相似或相同之点。但这种同是异中之同。
从哲学的着力点看，西方开始关注的是自然。自然哲学，即以自然为对象的哲学思考。这当然不限于自然，实际上是世界观而非仅仅是自然观。在古代希腊罗马，自然观与世界观是同一的。而中国哲学以儒家为代表着重人伦，即人际关系中的伦理道德问题。中国哲学中也讲自然，如庄子，但讲的是人自身的自然即人的本性。老子讲到一些宇宙论的问题，但整个说来自然并非其哲学的关注点。因而中国哲学与自然科学联系较少。这一传统一直影响到整个中国哲学。自从1840年以后，困扰中国的突出问题是社会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革命问题，因此哲学关注的重点不是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不是认识论问题，而是社会发展问题。而西方由于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生产和科学的发展，哲学中的认识论、方法论被提到重要地位，而且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科学哲学成为哲学的热点，这种情况在中国哲学研究中没有出现。
从哲学思维方式来说，西方哲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因此明于天人之分，以世界为对象，以人为主体，强调对事物的观察、实验并求助于理性；中国哲学强调人伦，强调道德的人类本性，因而追求天人合一，反求诸己，提倡悟、顿悟、彻悟。
至于哲学范畴，也各有特色。中国哲学讲理气、阴阳、有无、动静、形神、知行，而西方哲学则讲矛盾、一多、感性理性、质量、肯定否定。我们现在哲学教科书中的范畴，是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改造、具有西方哲学特点的范畴。这些范畴由于与自然科学的成就联系较紧，可以采用，不必回过头去一概采用中国哲学的原有范畴，但中国哲学中的一些范畴仍然可以使用。毛泽东《实践论》的副标题就是论知行问题。中国哲学中的某些范畴经过整理和清洗，可以引入现行教科书，以利于中国人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