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年，我虚度七十五岁，与诗结交近六十个年头了。回忆起来，有两段时间我与诗患难相交，真正到了狂热的地步，诗成为我的第二生命。
1941年和1942年，想奔赴陕北未成，卜居在天水城外北山的一座古寺万寿庵里，青灯黄卷，很像莱蒙托夫怜爱的那个追求自由世界的童僧，经历了一段死寂而又躁动不安的生活。诗成为我反抗命运的救星，企望能在创作的梦境中解脱苦难，心灵得到抚慰。在后汉将军李广故里的一片树林里，写下了《鄂尔多斯草原》《智慧的悲哀》（诗剧）等长长短短的几十首诗。诗似乎也哺育和激励着我的身躯，由一米六猛长到一米九以上。
另一段时间是“**”后期1971年到1974年，管制放松了，成天幽灵般游**在日渐空茫的文化部干校附近的山林湖泊，咀嚼苦难，反刍人生，诗突然地从心中觉醒和冲动上来。并不是我清醒地立意要把诗找寻回来，是诗如钟锤般撞醒了我，敲响了我。这时才感知有一个诗的世界，一直久久地被封闭在我的心里，几十年的人世沧桑并未把我和诗拆散。此刻回忆一下，不是我返回到孤独的内心世界，而是异常坚定地进入了世界的内心。面对着荒诞和罪恶，我和诗一起振奋和勇敢了起来。我变成了一只冲出铁笼的飞虎（《华南虎》结尾部分的那只虎），诗是扇动着的翅膀。
再闭目沉思片刻，发现上述的两段时间，我的生活状况和心情有不少相似之处；孤独、郁闷、期待，生命的四周出现了非常空旷的地带，活得很单纯、自在。“**”后期的这种自在和单纯，是经历过几十年的苦难生涯才到达的境界。这自在单纯与20世纪40年代初的那个单纯有本质的差别。在万寿庵卜居时，我不到二十岁，当时的单纯跟简单相差不了多少，是近似原生的那种单纯的生命状态。经过三十年的苦练，对人生、历史、世界以及诗，有了比较透彻的理解和感悟，才获得净化之后的透明般的单纯。如果回避人生苦难，不是经受人生，绝达不到这个境界的。因此，我一直不欣赏甚至讨厌“直面人生”这个词，“直面”并非投入其中，仅仅是个不及物的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