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同志在政协讲话中所提出的荣辱观问题，是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具有相当普遍意义的问题。以英国为例，不仅保守派，而且自由派人士和左翼人士都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动**和文化嬗变以后的社会风气感到忧心忡忡。著名的自由派人士达伦道夫在一本写于1990年的小册子中抱怨：“贪婪、欺诈、只考虑眼前，这些现象过于频繁地代替了节俭、诚实和长远打算，更不要说为他人打算。”著名的左翼人士豪布斯邦在差不多同样的时候，以更尖锐的语气警告，我们正走向一个新的野蛮时代。他说：“用我们的祖父祖母的标准、用我们年轻时的标准，我们都是不文明的。”历来把伦理道德看做私人生活问题的英国工党，也转而重视社会的基本价值。布莱尔在1992年出版了一本题为《开拓基地》的书，用类似于保守党“回到基本价值去”的口吻，提出要“重新主张一些基本的东西”（在英语中这句话与“开拓基地”是一语双关的表达）。在这本书的前言，布莱尔写道：“回到真实的我们去，回到我们的信念去，这不仅对于工党，而且对于我们的国家，都将是一段健康的旅程……是非之别是有的，优劣之别是有的，这我们当然都知道。但是，对这些语言感到不自在，却已经成了时髦。”布莱尔在1994年成为工党领袖。工党在1997年结束长期在野、入主唐宁街，与布莱尔和他领导的工党转而重视伦理道德问题不无联系。
在当代中国社会讨论荣辱观问题，同样也要重视这个问题的当代语境。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的思想解放，也包括在价值观和荣辱观上的拨乱反正。针对计划经济和极“左”政治下形成的一些扭曲观念，“致富光荣”的观念非但不再受到压制和批判，而且成为舆论宣传的口号，甚至成了理论论证的主题。其实，即使认为中国传统不利于产生现代资本主义的德国社会学家韦伯，也认为对发财致富的追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这样一个传统，一旦取消压制，自然会重新发扬光大。与有关“光荣”的观念转变类似的，还有在什么是“聪明”、什么是“能干”、什么是“成功”、什么是“老实”、什么是“节俭”、什么是“帅”“酷”等问题上的观念变化。其中“聪明”“能干”“成功”以前也是褒义词，但现在标准变了。“帅”“酷”是新的褒义词，标准当然也是新的。而“老实”“节俭”，则从褒义词变成了褒贬不一的用词，其衡量标准当然也有些不同了。有褒贬毕竟还是有是非、有荣辱的，尽管是非界限和荣辱标准发生很大变化。对那些“痞子文学”“无厘头电影”“身体写作”来说，甚至对个别“先锋派”“大制作”来说，是非之分、荣辱之别则好像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有时候，这些“逃避崇高”的文化现象，还被人们冠以“后现代主义”的学术标签，用这个标签不仅为它提供理论解释，而且为它提供价值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