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称梁漱溟为“最后一位儒家”，也有人称梁漱溟为“第一位当代新儒家”，但他自己，却认为更恰当的评价是说“他是一个有思想，又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仅就“思想”而言，梁漱溟的最重要著作或许是1921年出版时就轰动一时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仅就“行动”而言，他的最重要的著作或许是1937年出版的总结近十年乡治运动经验的《乡村建设理论》。但如果我们确实要把梁漱溟当做“一个有思想，又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甚至如他期望的，把他当做“一个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个社会改造运动者”，那么，1942年着手撰写、1949年6月完稿的《中国文化要义》，无疑是梁漱溟最重要的著作。
用时下相当流行的一个说法，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与他的其他著述一样，充满着“问题意识”。从大的方面来说，梁漱溟毕生思考的两大问题是“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每个人从少年起就回避不了的人生意义问题，古老中国在清末以来所遭逢的民族前途问题，都把梁漱溟引向同一个中国文化。在梁漱溟看来，中国文化既是这两大问题的根源，也是这两大问题的解答，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来认识这种文化。从小的方面来说，对中国文化本身，梁漱溟也从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入手来探讨。中国的知识、经济和政治无一称强，却何以历史悠久、广土众民，以至于面对强悍日寇仍能持久抵御？人生态度，或对于人生意义的价值判断，在西方和印度都与宗教密不可分，而宗教观念淡薄的中国人，却是靠什么提供人生意义、统摄众人思想的呢？人们总说西方人是个人本位、中国人是社会本位，但如何解释中国人的“一盘散沙”、甚至“缺乏公德”呢？中国文明那么早就灿烂辉煌，但何以一直没有发展出像样的科学体系？中国缺的是民主本身，还是西洋近代国家那样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