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需要相应的文化基础，也造成了新的文化矛盾，而这种文化条件，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这种文化矛盾的解决而培育起来的。在笔者看来，我国社会目前至少面临以下文化矛盾亟待解决。
首先是刺激消费的需要和避免消费主义之间的矛盾。市场经济的建设过程，也就是从短缺经济到过剩经济、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转化过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工程才开始几年，我们已经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消费不仅仅是生产的目的，而且是生产的前提。刺激消费、扩大需求已经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市场经济不仅提出了对消费的需要，而且创造了分期付款之类的刺激消费的工具。丹尼尔·贝尔针对西方的情况曾说过：“造成新教伦理最严重伤害的武器是分期付款制度，或直接信用。从前，人必须靠着存钱才可购买。可信用卡让人当场立即兑现自己的欲求。”如果说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精神动力的话，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则理应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大精神资源。现在，市场经济对消费的完全合理的要求，搞得不好，有可能瓦解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成为消费主义的温床。然而，消费主义不仅背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且会对经济发展本身产生消极作用，会使个人沉溺享乐、不思进取，也会造成社会资金浪费、投资不足。因此，如何在扩大消费的同时避免消费主义泛滥，是我们目前必须解决的一大问题。
其次是提倡创新精神和避免非理性主义的“唯新主义”之间的矛盾。现代市场经济的舞台上，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无疑是主角；“企业家精神”很大程度上就是创新精神的代名词。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随着高科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的急剧上升，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科学家的创新精神结合起来，将成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强大的动力。然而，提倡创新精神，也有走向唯“新”是好的浮躁心态和浪漫情绪。在这里，贝尔对企业家精神和现代主义艺术之间的关系的分析，对我们也很有启发。贝尔认为，现代企业家和现代艺术家双方有着共同的冲动力，这就是那种要“寻觅新奇、再造自然、刷新意识的****”。然而，在现代艺术家眼中，现代企业家所重视的法则、理性和物质主义等，则往往是庸俗的、乏味的、缺乏英雄主义气概和浪漫主义色彩的。在现代艺术影响下所形成的，往往是那种同现代企业家所崇尚的理性的工作伦理格格不入的嬉皮士的生活方式。在我国，一些在20世纪80年代创业有成的企业家在90年代却纷纷落马，其间固然有多种原因，但他们还没有形成现代企业家应具备的那种创新精神与理性精神之间的“必要的张力”，显然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如何在提倡创新精神的同时而不陷入非理性的“唯新主义”和浪漫主义，是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又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