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在西方许多学者眼里，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讨论国际问题似乎有些过时，连“国际”一词本身，也因为其含义实际上是“民族国家之间”，而显得不大合乎时宜。于是乎，现实主义者们热衷于谈论“全球”，理想主义者们热衷于谈论“世界”，分不清现实与理想界限的人们，则热衷于谈论“帝国”。
在这种情况下，一位叫赵汀阳的中国哲学家建议：在这个所谓“后民族”时代，现实的理想主义的核心，应该是中国人的“天下”观念。在赵汀阳看来，西方人的那些概念，尤其是“帝国”的概念，甚至还包括康德的世界主义传统中的“世界”概念，多多少少仍然以民族国家为出发点：即使不是自我中心的“帝国主义”，也是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国际主义”，而没有真正超越民族国家的范式，没有真正从“世界”的眼光来看“世界”，也就是说，不像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那样，主张“以天下观天下”。在他看来，“思考世界”与“从世界去思考”，是完全不同的思想境界。
作为一个政治哲学概念，“天下”观念的最有名的表达是顾炎武关于“亡国”和“亡天下”的区分。用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术语来说，顾炎武的意思是我们对“天下”负有一种自然义务，对“国”或国家则只负有一种“建制职责”。自然义务是人之所以为人都要履行的，建制职责则是因为加入某个建制（在这里就是国家）而产生的，因而建制职责的正当性依据之一，是这个建制的规则本身是否正当。在近代，由“天下”所辩护的这个“国家”，受到了许多既不属于这个国家，也不承认这个国家是“天下”原则之体现的其他国家的挑战。许多人，如梁启超和梁漱溟，尽管不一定愿意放弃这种天下原则的道德优越性，但认为，如果我们真要作为中国人而生存下去的话，我们也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尊严感，而界定后者的，则不是、至少不仅仅是传统的“天下”观念，而是这个由民族国家体系所构成的现代世界的游戏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