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革命前资产阶级思想家关于“自由”“博爱”“人权”“幸福”等华美约言同革命后的丑恶现实进行比较，尖锐地指出，同最响亮的词句相适应的到处都是最可怜的现实，自由是“为某个人的自私自利目的而牺牲群众利益的虚伪的自由”[104]，博爱是“夺取两百万条人命的博爱”，“社会契约”不能保障穷人的生存权、劳动权和受教育的权利，“天赋人权”也不过是“在一般公认的自由、平等名称掩盖下的空话”[105]。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更是极端的虚伪。实际上，法律就是让大强盗勾结起来抓小偷。“法律对于已供认盗窃了七千六百万法郎的供应商装聋作哑，可是对偷了一棵白菜的穷人爱里桑多却非常严厉，竟然处他死刑。”[106]
傅立叶还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和道德学家。他指出，在文明制度下，道德不过是政治与宗教的“应声虫”和“蹩脚的服务员”，它一直都在为犯罪行为服务，它总是把人们引向堕落的深渊。道德学家们制造了无数的道德体系，其实他们就是一群“无赖骗子”，利用种种自相矛盾的说教、种种极端虚伪的学说来为富人、为统治者效劳。
傅立叶还激烈地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婚姻关系，认为资本主义道德的败坏特别表现在两性关系和妇女地位上。他指出，在文明社会中，妇女处于绝对受奴役的地位。婚姻好像是为了犯罪而专门发明出来的投机事业，与商品交易所的交易相类似。妇女要想取得一点微薄收入的工作保证也是不可能的，除了卖**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生活来源。婚姻中**和婚姻外的**是贫困的必然结果。上流社会在爱情上盛行虚伪风气，往往以通奸和互相诱奸妻子为荣，而资产阶级的法律和道德，却并不惩罚这种行为。在傅立叶看来，“侮辱女性既是文明的本质特征，也是野蛮的本质特征，区别只在于：野蛮以简单的形式所犯的罪恶，文明都赋之以复杂的、暧昧的、两面性的、伪善的存在形式”[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