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有問於予曰：詩何為而作也？予應之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感於物而動，則性之欲出焉，而善惡於是乎分矣。性之欲即所謂情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咏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音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為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為教也。蘇氏曰[2]：「其人親被王化之純，發而為詩，則無不善，正詩是也。及其感之雜也，有所憂愁忿怨，不得其平，**佚放蕩，不合於禮者矣，變詩是也。」○愚按：此言先王以詩為教者，詩之言雖有善惡，而皆所以為教，故因其所言之是非，知其所感之邪正，而相己則益修其治教，於人則有勸懲之政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逹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守，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愚按：此言先王以詩為教，於郊廟朝野之正詩，如《周頌》、正雅、二《南》之類，則播之音律；於列國之詩，則采而觀其善惡，而於諸侯又有黜陟之政也。聖人，蓋指周公。天子，指武、成、康也。降自昭穆而後，寖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3]，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為法，惡之不足以為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愚按：夫子不得行黜陟之政於作詩之侯國，而於詩籍有所去取，則亦可謂黜陟之教也。使夫學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愚按：夫子不得行勸懲之政於作詩之人，而使學詩者有以考其得失，而有所創艾興起，則亦可謂勸懲之教也。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為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為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愚按：此言國風之體而有正變也。蓋二《南》之詩，皆得性情之正，如《關雎》一篇，樂不**，哀不傷，全體兼備。他如《卷耳》《汝墳》《草蟲》《行露》《殷其靁》《摽有梅》《小星》《江有汜》之類，亦皆哀而不傷。如《樛木》《螽斯》《桃夭》《芣苢》《漢廣》《羔羊》《何彼襛矣》之類，又皆樂而不**。故二篇獨為正風。其餘自《邶》至《豳》十三國之詩，雖亦有得性情之正者，而君臣民庶之間，不能如二《南》風俗之純，故雖《豳風》亦不得為正也。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辭，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為，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大率雅是朝廷之詩，頌是郊廟之詩[4]，變雅亦是變用他腔調耳。○愚按：此言二雅正變及周頌等篇之體，不兼言商、魯頌者，其體異同，可類推也。夫正雅、周頌諸篇，如《常棣》《文王》《清廟》《時邁》等詩，皆周公作；《公劉》《泂酌》《卷阿》，皆召公作。則所謂聖人之徒者也。至其變雅之作，則有家父及宜臼之傅及蘇公、衛武公、召穆公、凡伯、芮伯之輩，又皆所謂賢人君子者也。此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詩經》全體大而天道精微，細而人事曲折，無不在其中。○愚按：通三百篇而論其大義，則其喜不至瀆，怒不至絶，怨不至亂，諫不至訐。天時日星之大，蟲鳥草木之微，人倫綱常之道，風氣土地之宜，神祇祖考之祀，禮樂刑政之施，凡天人相與之理，莫不畢備於一經之中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詩中頭項多，一是音韻，一是訓詁名件，一是文體。 學詩須是沉潛諷誦，玩味義理，咀嚼滋味，方有所益。若只草草看過一部《詩》[5]，只三兩日可了，但不得滋味，也記不起。 又曰：「學詩之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自胸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措置，務自立說，只恁平讀著，意思自足。」○愚按：此言學詩者格物致知之功，知之事也。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脩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愚按：此言學詩者，誠意正心修齊治平之道，行之事也。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