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辨說
《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為孔子，程子曰：「《大序》是仲尼作。」或以為子夏，王肅、沈重亦云《大序》是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或以為國史，程子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跡」是也。○王介甫亦云。皆無明文可考。唯《後漢書·儒林傳》以為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為諸序本自合為一編，毛公始分以置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隋志》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色。」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為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者，為後人所益，理或有之。李迂仲曰：「以《詩序》考之，文辭殽亂，非出一人之手，如『詩有六義』至『六曰頌』，則見於《周官》；『情動于中而形於言』至『其民困』，則見於《樂記》。《鴟鴞》之序則見於《金縢》，《都人士》之序則見於《緇衣》，《清人》之序則見《左氏傳》，《那》序則見於《國語》。措辭引援，往往雜出傳記之文。然則果作之誰乎？實出漢之諸儒也。」但今考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為妄說者矣，況沿襲云云之誤哉。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為一編，别附經後。古本《詩序》别作一處，如《易大傳》及班固《序傳》並在後，京師舊本《揚子注》，其序亦揔在後。孔氏曰：「《漢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詁訓傳》三十卷。』是毛為詁訓，亦與經别也。自後漢以來，始有就經為注者。」又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說并傳於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於後人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為注文，而直作經字；不為疑辭，而遂為決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絶，而毛說孤行，則其牴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為因序以作。於是讀者轉相尊信[1]，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為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繚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為出於漢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遠，其間容或真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復并為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輔氏曰：「先儒以《詩序》為孔子作，故《讀詩記》載蘇氏曰：『《詩序》誠出於孔氏也，則不若是詳矣。孔子刪詩而取三百五篇，今其亡者六焉，亡詩之序未嘗詳也。夫《詩序》之非孔子作，蓋不待此而可知也。然此亦是一驗。』又云：『《釋文》載沈重云「案《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2]，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之。」』《隋·經籍志》亦云：『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宏更加潤色。』至於以為國史作者，則見於《大序》與王氏說。然皆是臆度懸斷，無所據依，故先生直據《後漢·儒林傳》之說，而斷以為衛宏作。又因鄭氏之說，以為宏特增廣而潤色之。又取近世諸儒之說，以為序之首句為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為後人所益者，皆曲盡人情事理。至於首句之已有妄說者，則非先生閱理之明、考義之精不能及也。至論《詩序》本自為一編，别附經後，又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說并傳於世，故讀者亦有知其出於後人之手而不盡信，亦得其情。又論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為注文，而直作經字，不為疑辭，而遂為決辭云者，則可見古人於經則尊信而不敢易視，於己說則謙虚退託，不敢自決而有待於後人者，自有深意。若毛公之作，則出於率易，不思遂啓後人穿鑿遷就之失，以至於上誣聖經，而其罪有不可逭者矣。嗚呼，可不戒哉！可不謹哉！或曰：子之責夫毛公者當矣，而晦翁先生又生於數千年後，乃盡廢諸儒之說，而遂斷《小序》為不足據者，何哉？予應之曰：不然，先生之學，始於致知格物，而至於意誠心正，其於解釋經義，工夫至矣。必盡取諸儒之說，一一細研，窮一言之善，無有或遺；一字之差，無有能遁，其誦聖人之言，都一似自己言語一般。蓋其學已到至處，能破千古疑，使聖人之經復明於後世。然細考其說，則其端緒又皆本於先儒之所嘗疑而未究者，則亦未嘗自為臆說也。學者顧第弗深考耳。觀其終既已明知《小序》之出於漢儒，而又以其間容或真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復并為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之說，則其意之謹重不苟，亦可見矣，豈可與先儒之穿鑿遷就者同日語哉？先生又嘗曰：『予自二十歲時讀《詩》，便覺《小序》無意義，及去了《小序》[3]，只玩味詩辭，卻又覺得道理貫徹。當初亦嘗質問諸鄉先生，皆云《序》不可廢，而某之疑終不能釋。後到三十歲，斷然知《小序》之出於漢儒所作，其為繆戾有不可勝言。呂伯恭不合只因《序》講解，便有許多牽彊處。某嘗與之言，終不肯信從。《讀詩記》中雖多說《序》，然有說不行處，亦廢之。某因作《詩傳》，遂成《詩序辨說》一冊，其他繆戾，辨之頗詳。』又曰：『《小序》亦間有說得好處，只是杜撰處多，不知先儒何故不虛心子細看這道理[4]，便只恁說卻。後人又只依他那個說去，亦不看詩是有此意無。若說不去處，又須穿鑿說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