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包罗万象，即使拥有前人的许多文献积累、思想积累，人们也难以认识历史的一切方面。当然，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科学文化的进步，人们认识历史的能力也会不断提高，前人认识不到的，后人或许就能认识得到。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随着历史学及与之相关的科学的发展，人们对历史的认识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相、历史的全貌。即便如此，人们对于客观历史的认识终究不能完全摆脱相对的意义，正如人们对于真理的认识一样。
因此，人们认识历史，首先应从大处着眼，尤其是从那些同现实有着密切联系的大处着眼，然后不断扩大历史视野，以达到对历史有更广泛、更深入的认识。
司马迁的《史记》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宏大而深厚的基础。司马迁在讲到他撰述《史记》的宗旨时，有几点认识至为重要，对于后人认识历史、撰述史书有深刻的启示和影响。其一，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探讨历史进程中那些带有规律性的认识，并以此确立史学在社会生活中尤其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应有的位置。其二，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衰之理。”这是根据已有的文献和逸闻旧事，考核历史上人物和事件的事实真相及其始末原委，进而考察历朝成败兴衰的道理。其三，是“述往事，思来者”[16]，即叙述历史本是为着想到未来。司马迁的这几条撰述宗旨，不失为从大处着眼认识历史的几个方面，因而受到后来的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的重视，以至成为人们认识历史的指导性原则。
这里，我们先从“究天人之际”讲起。
“天”，是先秦时期人们历史观念的一个基本范畴，通常是指至上之神。那时的人们认为，凡王朝兴亡、世间治乱以至人们的福祸寿夭，都是“天命”决定的。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在先秦的官文书和王朝庙堂颂诗等文献中，随处可见。而商的灭亡、周的兴起这样重大的历史变动，又正是“天命靡常”的突出证明。[17]“人”，也是当时人们历史观念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不过最初不是指一般的人，指的是人君，即所谓“天子”。《尚书·大诰》说：“天亦惟休于前宁人。”这里说的“宁人”，是指周文王。意思是说：上天只赞助我们的前辈文王。这是较早把“天”与“人"连在一起用以表示一种历史见解的，表明“人”是从属于“天”的。当时对一般的人只称作“民”。“民”更是受“天”主宰的、怜悯的，所谓“天生烝民”[18]“天亦哀于四方民”[19]，就是这个意思。后来，“人”的含义扩大了。在《春秋》和《左传》中，有很多地方是讲一般的人了。这种情况，同西周末年开始人们对“天命”产生怀疑的思想进程是一致的。春秋时，宋襄公就陨石坠于宋国和“六鹢退飞过宋都”的现象询问“吉凶焉在”？周内史叔兴私下对人说：“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20]陨石坠于地，鹢鸟退着飞，这都是自然现象，跟人事吉凶无关。所谓吉凶，本是由人的行为决定的。叔兴认为作为国君，宋襄公的询问是很不得体的。他说的“吉凶由人”，事实上是否定了“天命”可以决定吉凶的传统观念。郑国子产曾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21]他也认为“天道”与人事是无关的了。像这样一些认识，在当时来说，是历史认识上的一个重大进步。但是直到战国时期甚至更晚的时期，认为“天命”可以决定社会历史面貌的历史观点还是存在的，并以此来说明“天”与“人”的关系：“人之于天地，以道受命”，“不若于道者，天绝之也”[22]。在这里，“天”仍然被视为人世间的最高主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