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文化的发展在文化发展中占有非常突出的重要位置。史学以其独特的路径推动着民族文化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史书对于多民族历史活动的记载成为历代正史的内容之一，从而对于多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第二个方面，史书对于西周、汉、唐这些盛大朝代的历史的记载，既作为史学的形式又作为文化的形式影响着周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
《春秋》《左传》这两部最早的编年体史书，记载了诸华或诸夏与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多民族的活动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尽管人们在夷、夏关系上存在种种不同的认识，但对于各族在一个共同的历史舞台上从事征伐、会盟而建立起来的联系，人们都是承认的。晋国统治回顾春秋前期的历史，称秦、狄、齐为“三强”[22]。秦国在穆公时“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23]，西戎成为秦国政治实体的一部分。而晋国在悼公时采纳魏绛“和戎”主张，造成了“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的政治局面，在晋文公称霸之后晋国“于是乎始复霸”[24]。春秋末年，在鲁国，“季氏甚得其民，淮夷与之”[25]。像这样一些各族间的重大活动和密切联系，当时的史官多有记载而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史家还记下了孔子较早地注意到各族在文化上的联系的史实：周景王二十年（公元前525年），鲁昭公设宴招待郯子。有人问郯子：“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对答如流，说了许多历史典故。“仲尼闻之，见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犹信。’”[26]孔子说的“学”，不仅仅指官制，而是一个含义很广的文化概念。孔子曾产生了要到“九夷”地区去居住的想法，或许与此事有关。《论语·子罕》记：“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这反映了孔子对于各族间的界限也有一种很开阔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