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我出版了《唐代史学论稿》一书，在此之后的20多年间，就没有再专注于唐代史学了，回想起来，总感到有些愧疚！当然，这些年来，因偶然回眸，心有所得，也断断续续写了几篇关于唐代史学的文章，趁着这次本书再版的机会，我把它们补充进来，也算是表明自己并未完全忘却这一研究领域的心迹吧。
当我撰写了几本贯通的中国史学史著作之后，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唐代史学，我以为它在一些方面还是能够反映有唐一代的盛大气象。
首先，唐初的官修史书，仅“正史”方面，就有《晋书》《梁书》《陈书》《周书》《北齐书》《隋书》《南史》《北史》八部史书面世，占了“二十四史”的1/3。其中，《隋书》《南史》和《北史》，都是颇具特色的“正史”。
其次，刘知幾所撰《史通》，把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推进到更加自觉的和有体系的阶段，反映了史学家自我批判的大度和勇气。《史通》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成为后世史家进行史学反思和史学前瞻的重要内容，是启发人们思考、推动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再次，杜佑所著《通典》，开中国古代制度通史的先河，作者缜密的逻辑思维，对当时的社会结构和国家职能的清晰认识，撰述中的史和论的结合，以及对历史著作“将施有政”的撰述目的，在史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杜佑《通典》在历史理论方面的成就，可追司马迁；在历史编纂学方面的成就，乃是“九通”之渊源，是中国制度文明史撰述的承前启后者。
还有，集思想家、文学家、史论家于一身的柳宗元，千百年来，其深邃的思想和隽永的华章被一代又一代学人传诵，而他的通达的史论确已具备了“疏通知远”的境界，却或多或少被人们忽略了。而今，当是凸显柳宗元史论价值的时候了，他在这方面的成就是可以与杜佑比肩而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