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学家刘知幾对唐朝史馆修史提出尖锐的批评，甚至认为史馆修史已经糟糕到了这种地步：“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首白可期，而汗青无日。”[2]刘知幾曾“三为史臣，再入东观”，[3]他对史馆的批评，都是出于亲身经历，这一点毋庸置疑。这里，只有一点是需要加以澄清的，即刘知幾所经历的史馆修史当在何时？据《史通》原序及《旧唐书》本传，刘知幾任史职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止于唐玄宗开元九年（721年），历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唐玄宗四朝。这就是说，刘知幾任史职时，上距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建立史馆已有70多年的历史。唐史馆成立之初的二三十年间，史官们撰写前朝史的盛况，早已风光不再，而刘知幾所经历的武则天、唐中宗时的史馆则完全是另一个样子。这一事实表明：唐太宗、唐高宗时的史馆既非常态，而武则天、唐中宗时的史馆亦非常态。唐太宗时期史馆修史的高效及其成就、自有其主客观条件所促成，即：一是时机，二是人才，三是人才的合作。本文意在就此发表一点粗浅之见，以彰显唐初史家群体的风采及其在史学发展史上的成就。
一、三十年间撰成八部正史
唐初统治集团重视史学，对撰写前朝历史有突出的自觉意识。早在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大臣令狐德棻就提出修撰前朝历史的建议，唐高祖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于次年颁发《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4]这里说的“六代史”，是指南朝的梁、陈二史，北朝的魏、北齐、北周、隋四史。这道诏书的要求，虽因全国形势尚未稳定、组织工作不力而无任何具体结果，但它却开启了唐初史馆修史的宏大格局。
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唐朝廷先是“于中书置秘书内省，以修‘五代史’”[5]。所谓“五代史”，即梁、陈、北齐、北周以及隋五朝正史。次年，“移史馆于门下省北。宰相监修，自是著作局始罢此职。及大明宫初成，置史馆于门下省南”[6]。自此，唐朝正式设立史馆并承担着撰写前朝历史和当朝国史的重任，而宰相是史馆修史的直接领导者。在此后的30年间，唐初史家群体先后撰成八部正史，在中国古代的二十四部正史即“二十四史”中占据了1/3。这是中国史学史上一段辉煌的纪录，兹略述如下：